“教协”狭缝遭砲轰:香港公民社会如何面对潘朵拉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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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协本是极少数早就决定支持香港回归的组织之一,也具有深厚的香港民间底质,但当2021年,一切无法想像的事情悉数出现⋯⋯」

特约撰稿人 邹崇铭 发自香港

2019年8月17日,有教师发起“守护下一代,为良知发声”的游行,期间大雨滂沱,参加者身上贴上“我是香港教师”的贴纸,又手持“守护下一代 良知”、“凭老师守护”的标语。
2019年8月17日,有教师发起“守护下一代,为良知发声”的游行,期间大雨滂沱,参加者身上贴上“我是香港教师”的贴纸,又手持“守护下一代 良知”、“凭老师守护”的标语。摄:林振东/端传媒

【编按】今年3月和7月,拥有十万会员(约半数为香港中小学教师)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下称教协),以政治环境为由,先后退出民阵和支联会。而7月31日,两大官媒新华社及《人民日报》同时发文谓“香港‘教协’这颗毒瘤必须铲除”,同日,香港教育局宣布全面终止与教协的工作关系。此背景下,学者邹崇铭于此撰文,剖析教协组织的历史和现状。

谈谈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我想到的,竟是十来年前的一出电影:《建国大业》。

这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主旋律电影,以大量影视红星客串“花瓶”角色而著称。假如没有看过电影的话,实难想像剧中触及内战的情节很是有限,主要剧情只围绕国共在谈判桌上的周旋,及与其他中间党派合纵连横的互动过程。

中间党派,又被中国共产党(下称中共)称为民主党派,遂突然被赋与了空前重要的历史角色。

教协与香港公民社会的底质

追本溯源,教协源于1973年的文凭教师薪酬事件,抗争运动成功迫使港英政府作出重大让步。及后教协旋即以职工会名义注册,成立之初会员已经有5000多人。时至今日,教协已拥有约10万名会员,其中约有一半是中小学教师,是香港最大型的工会以至群众组织。

正如教协创会会长司徒华在2002年曾指出,香港的独立工运在1970年代初出现,历史契机在于中国大陆发生文革,在港的亲共工会都参加了1967年的暴动,无睱顾及香港本土事务。另外是1997问题已经浮现,香港人对香港的归属感增加了,开始醒觉要靠自己争取权益。

众所周知,已于2011年逝世、人称“华叔”的司徒华,年青时具有强烈的左倾思想,是左派教育组织学友社的创办人之一,该组织则是中共发展学生势力的基地。但在1950年代中后期,司徒华对中共产生了不少怀疑,最终在1957年被驱赶出学友社。

1973年,司徒华领导非学位教师罢课去争取更高薪酬,在港督府朗门外读一份呈交给总督的请愿书。

1973年,司徒华领导非学位教师罢课去争取更高薪酬,在港督府朗门外读一份呈交给总督的请愿书。摄:E. Che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这大概亦反映在,教协从一开始已定位为“工会、教育团体、民间组织”,除了争取教师权益之外,亦长期致力改革教育和社会,三重角色互为表里。教协并一直强调独立的地位,不从属于政府、任何政党或政治力量,扮演著社会良知的角色。这对香港本土公民社会的发展,奠下了重要的先例和基础。

当然,这并不意味著三重角色没有矛盾,尤其是日后教协愈益涉足政治事务后,难免会和建制产生愈来愈大的冲突,可能不利于维护教师的本位权益。但在司徒华的领导下,教协一直致力谋求适当的平衡,坚持著灵活务实的作风,此反映在无论是1997年前后,教协均并无挑战统治政权的底线。

教协务实作风的另一个重要例子,是自此至终坚持财政独立。收入除来自众多会员缴付的会费,更来自福利事业的收入。教协的福利部本著薄利多销的原则,向会员提供超市式的购物服务,其后更扩展至贷款、保险和法律服务等范畴。一般会员(以至不少香港市民)即使不太了解教协的工作,却也熟知其福利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并构成了会员之间互动联系的桥梁。而所带来的巨大营业额和利润,则为会务发展提供了稳固的物质基础。

教协固然具有深厚的香港民间底质,但正如《建国大业》中的中间党派,却仍难免深受宏观政治局势的不断重塑。

教协在“民主回归”的角色

踏入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展开会谈,港英政府亦开始推动政制改革。由于教协(和司徒华)具有强烈的爱国和民族情怀,因此是极少数早就决定支持香港回归的组织之一。但回归的前提是香港人的声音和权益必须受到尊重,因此教协亦很自然加入支持“民主回归”的行列,成为最早要求立法局引入直接选举的组织之一。

1985年,司徒华已代表教育界,率先通过功能组别选举晋身立法局;同年,司徒华亦接受北京的任命,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与来自大律师公会的李柱铭,成为会内仅有支持民主政制的委员;1986年,教协更参与发起并成为民主政制促进联合会(民促会)的骨干,一直站在香港民主运动的最前线。

然而对于建制内的参与,司徒华其实一直有著清醒的认识。以他对中共的深切认识,似更倾向相信“港人治港”根本不会真正实现。他在2009年的访问中便曾指出:“本身当时的力量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从不能够左右政府的决策。不过第一,你唤起香港人的注意,关注民主;第二,也使香港外面的人知道香港人要求民主。”(马岳:《香港八十年代民主运动口述历史》,2009)

这难免令人联想到在《建国大业》中,最初部分民主党派位处国共两党的夹缝,一度想左右逢源,试图建立某种政党均衡局面。但对中共而言,尽管打著“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旗号,但骨子里那其实是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协商。民主党派假如不只是政治“花瓶”的话,亦只能是扮演辅助角色的参与者。

此外,亦正如剧中的蒋介石曾说:李宗仁和白崇禧想和中共划江而治,他们太不了解毛泽东了!

2008年,支联会主席司徒华。

2008年,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摄:Robert 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教协在八九民运后的转化

1989年的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不但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同时亦对香港构成根本的冲击。事实是无论左中右的香港不同团体,当时均义无反顾地参与声援内地民运。只是教协处于民主力量的核心位置,加上长久以来的爱国传统,遂带头组织了香港市民支援爱国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司徒华则成为主席。

司徒华逝世后结集出版的《大江东去:司徒华回忆录》(2011年,牛津出版社),则纪录了这样一段文字:“这么多年来,我对中共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虽然,在学友社年代,曾吃过亏;但往后,我甚少批评中共。不过,自六四事件后,我自觉有必要说话了。北京血腥镇压的整个过程,令我非常震惊,同时也出乎我意料之外⋯⋯从这件事我看到,中共最本质的就是敌视人民,权力第一,绝对的权力不容许任何挑战,即使是手无寸铁的、善良的、成千上万的群众,统统格杀勿论。六四事件,令我对中共有了最本质的认识,我对中共已不再存有任何寄望。”

北京民运最终在血腥镇压中落幕,而香港则要面对八年后回归的现实。民运既令中港血脉相连的情感炽热,但亦突显了香港人和中共的极端矛盾;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空前地高涨,但不要说推动中国民主、连在香港实践民主亦举步维艰。1991年,司徒华和教协新任主席张文光双双赢得立法局议席,二人同时亦是新成立的政党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成员。

六四事件令香港人、包括教协走到中共的对立面上,但毕竟两地仍然存在体制上的阻隔,令香港支援民运的工作得以稳定地延续,司徒华亦渐把更多精力投放在支联会上。香港被中共形容为颠覆基地,支联会则一度被冠上颠覆组织的称呼,但支联会主要在港进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议和悼念活动,并没有在实质行动上挑战中央政权。

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支联会一直坚持下来的五大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其中最为敏感的“结束一党专政”,仿佛正面挑战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但正如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最近指出:“‘结束一党专政’是指,中共领导的管治方式是多党合作制,但出现一个专政的趋势,支联会的目标是建议共产党透过选举去赢取政权,赢家执政。”

这又难免令人联想到在《建国大业》中,自此至终的主题亦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中共通过拉拢民主党派合作,成功建立打倒蒋介石的统一战线,提倡共同成立民主选举的联合政府。中共在1949年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但并不承认那是“一党专政”,强调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别。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并无根本触动中共的底线。

潘朵拉的盒子被完全揭开

或许历史总是充满著吊诡。1989年后的中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并没有走上极左的政治路线,反而进一步加速中国开放改革。特别是在对外方针上,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起码在往后仍坚持了逾20年。

中共并没有在六四问题上继续大造文章,这也许亦局部解释了,为何支联会(和教协)在1997年后并没有遭遇太多的打压。教协仍一直能在教育政策和民主政制上,担当特区政府重要伙伴的角色。或许更应该说,自回归起的头22年,香港确在某程度上实现了“港人治港”——当然,那仍是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回说教育政策的范围,很可能亦是回归后特区政府动作最大的领域。自1999年开启的教育改革浪潮,至2009年新高中课程全面实施,对香港教育制度和教师专业均构成巨大冲击。尽管教改初期存在不少激进而空洞的口号,但到后期落实仍难免触动教师的基本利益。教协作为香港最大的工会和群众组织,教育当局对其自然格外小心处理。

2019年8月17日,有教师发起“守护下一代,为良知发声”的游行,早上在遮打花园进行集会。

2019年8月17日,有教师发起“守护下一代,为良知发声”的游行,早上在遮打花园进行集会。摄:林振东/端传媒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一直到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事件”,中共对香港的政策终于出现彻底的转向。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香港的问题根本是内部管治问题,源于特区管治班子自我引爆的炸弹,但从中共的角度却总是“错不在我方”,因此总有必要找出“敌对外国势力”,总能冠以这样那样的“莫须有”罪名,把香港的危机推到他们的头上。

2020年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打从根本上便是“找替罪羊”的策略,通过转嫁责任和分化打击。在最初的时候,香港人不确定打击面有多大,白色恐怖之风会否蔓延。但踏入2021年,一切无法想像的事情均悉数出现,就像潘朵拉的盒子被完全揭开,纵使无意挑战政权的中间温和组织,亦无一幸免遭到无情的严厉打压。大批知识份子只是为社会抱不平,却尽皆被扣上颠覆政权的大帽子。从中共的角度,看来是连装饰门面的“花瓶”也不要了,手起刀落,一一摔破。

尽管如此,相信大多数香港人和我一样,对近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接连发炮攻击教协,仍是感到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教协已于今年 3 月和 7 月,以政治环境为由先后退出民阵和支联会。官媒则斥骂教协“煽暴捣乱”、“包庇毒师”,又指既然民阵和支联会已“在劫难逃”,教协亦要“依法清除”。教育局则旋即宣布全面终止与教协的工作关系。

回顾中共过去百年的历史,总是以政治斗争挂帅,“依法”总是意味著“毋须依法”;它又总是在左右之间摇摆不定,但又总会以走向左或极左的时间居多。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曾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名言,此话其后确也坚持实践了20年。但时移势逆,当年创建“一国两制”的智慧、平稳务实的政治作风,至今还有多少人会记在心上?

延伸阅读:陆鸿基:《坐看云起时:一本香港人的教协史》。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6年。

新聞來源: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