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红线与威权剪刀:解严前台湾电影同样经历,但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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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观看的欲望涌动,影像创作需求仍在,渗透与抵抗就会存在。」

特约撰稿人 杨怀泽 发自台北

“剪出来的电影史:战后电影审查特展”开幕,某某某的工作箱剧团在当天演出,呈现电影在审查制度下的无奈。
“剪出来的电影史:战后电影审查特展”开幕,某某某的工作箱剧团在当天演出,呈现电影在审查制度下的无奈。图片来源:国家人权博物馆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踏入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的经验,不怎么使人安适。由恶名昭著的警备总部“景美看守所”转型而成,园区仍保有戒严年代的围墙铁网、哨塔,以及除政治标语外毫无缀饰的建物群,层层复阻,教人无从一眼望穿;其中一栋低矮的建物,即是审讯“美丽岛事件”被告的军法处第一法庭。为纪念2021言论自由日而筹划的“剪出来的电影史:战后电影审查特展”,正于此内出展。

自2016年起,台湾行政院宣布郑南榕逝世的4月7日为国定“言论自由日”,以纪念对于“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的追求。台湾文化界近年持续推进转型正义,这次的年度特展也秉承这样的思路,大量使用典藏影片等史料,希望重探台湾战后电影发展中这段删修频繁的文化轨迹。

字字句句,删改的尽是剧组与影人们的心血与生计,也对应著那个被认定为“卑琐阴沉”之人不见容于公众视角的威权时期。

一切从严:胶片被剪掉的声音

“当国家审查体系删剪电影,会是什么样的声音?”

放映机喀喀转动,错落有节奏的叮叮响,搭配满墙尽是油印字迹的审查文件,策展人苏致亨表示这是靠档案所重现的电影检查处审片氛围。身处其中,颇有置身于手工工厂的感受,甚带几分适人的闲逸,只不过此间看片之人,却非电影爱好者,而脆亮的叮叮响,则是删裁影片内容的剪片声。

战后的台湾社会,一部电影从拍制到上映需经过一连串审查管控:开拍前需呈报剧本;映前需上缴影片与剧情纲要,放片则要通过审查。放映间内,审委依据四大款删剪标准——损害国族尊严;破坏公共秩序;妨害善良风俗;散步迷信神怪——按铃为号,提示放映室标记有疑虑的片段。自然,审查扩权解释的空间颇大,大多数电检人员仅依照主观好恶,先断定片中“问题”所在,再从电检标准中“取材”作成删剪依据。

展览现场,陈列了二十余部删剪案例并相关的文件副本,翻看那些彷如交代著电影身世的“档案”,教人不禁穿戴起那因被监控检阅而有的,字字珠玑、反复推敲的机心。亦不禁探问,近半世纪来上映的台湾电影,创作者的原创心意何在呢?是于影厅眼见的版本,还是手中电检档案里涂涂抹抹的版本?

官方删改的理由五花八门,如“内容交代不清,禁其出国映演”、“不免有挑拨台胞与大陆同胞之感情”、“所有蓬头垢面之近镜头均得删剪”等偏好,又可见如“提倡迷信,有违伦常”、“情节琐碎,人物卑微,既无娱乐亦无艺术创见”、“助长杀人与自杀风气”等断语,字字句句,删改的尽是剧组与影人们的心血与生计,也对应著那个伦常不可违,台胞与大陆同胞关系须小心呵护,被认定“卑琐阴沉”之人不见容于公众视角的威权时期。

如策展团队口访的导演蔡扬名,谈及他与电检体系的屡番交手,时过多年,仍有不甘。1980年代香港嘉禾影业曾来台邀请蔡导拍摄剧情片《冲破黑漩涡》(1982),一个前黑帮成员出狱痛改前非,欲金盆洗手却身陷仇家与前东家冲突的江湖故事。“非常好的故事,很正面的啊。”导演如此自评。然电检人员却以“黑社会情节过多”为由,要求修剪才得以上映。

《冲破黑漩涡》(1982)。

《冲破黑漩涡》(1982)。网上图片

战后的台湾社会,一部电影从拍制到上映需经过一连串审查管控:开拍前需呈报剧本;映前需上缴影片与剧情纲要,放片则要通过审查。放映间内,审委依据的四大款删剪标准是损害国族尊严;破坏公共秩序;妨害善良风俗;散步迷信神怪。

“(原本全片长)一个钟头40几分钟,剪掉这样剩下一个钟头零几分钟。(电影)当然失败,观众看都不看不懂。”忆起这段往事,他口吻微愠,“他不是说一段剪掉,他是这里、这里、这里剪 58 刀,58 刀 38 分钟!”

“嘉禾公司(愿意)移尊到台湾,这么好的机会,电影检查就把它剪掉了。”台语演员出身的他,笑语中有几分惋惜的意味。

“一切从严。”苏致亨解释审查体制的基本态度,无论是电检处内部初审或跨部会机关的“联席会议”皆然,“只要有(部会代表)认为有问题,通常都会直接(要求)剪片,当然幕后最大、拥有最后裁量权的,还是以‘专家’身份列席会议的国民党中四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现辗转改制为文传会)成员。”国家外壳的内里,主使审查制度的意志依旧是在于党。

创作人何以抵抗?

为筹备本展而调阅的电影审查档案多达 200 余部,题材包罗万象,且台语片、国语片与外国片皆具。多方比对档案也可发现,审查的红线可说是与时俱变,有时甚至教创作者们无所适从。

然而,审查和抵抗是并存的。为避免耗费人物力制成的电影心血,因审查疑虑而血本无归,影人们各有各的相应策略:贿赂官员、包装电影情节以不辱党国威严,或是在剧院现场藉“私接”手法,将未过审影片以备用放映机偷映等等。此外,更不乏以剧情讽喻当局的险招。

“如果有哪个市议员贪污,我片子里的坏人就取他的名字,这样子报仇过过瘾,也是当导演的享受。”拍摄台语电影的著名导演辛奇,如此回顾在审查体系下做电影的补偿乐趣。其执导的台语片《后街人生》(1965),剧情设定有两位肖想包养酒女的酒客,欲一亲芳泽却被诓骗,分别在星期一三五与二四六登门消费,借此暗讽配有两班人马,轮日换班运作的电影检查处。

《后街人生》(1965)。

《后街人生》(1965)。网上图片

当创作自由被体制所压抑,总得想法转转身子,挪腾出空间,好让萌发的创作能量有个出口。

影视机关所藏的电影审查档案庞大,策展人苏致亨透露,为筹备本展而调阅的电影审查档案多达 200 余部,题材包罗万象,且台语片、国语片与外国片皆具。多方比对档案也可发现,审查的红线可说是与时俱变,有时甚至教创作者们无所适从。

由何基明导演执导,标榜将“本省山胞抗日革命真实史迹‘雾社事件’全貌搬上银幕”的台语剧情长片《青山碧血》(1957)即是一例。“照理来讲,都觉得在战后国民党政府推行去日本化的时候,拍一部抗日电影,明明是一件看起来很符合国策的事情,可是透过审查档案,却可以看到不同的结果。”苏致亨说。

作为台湾早期至日本学习电影技术的先驱,何基明导演出身台中,曾服务于日本治下的台中州厅,自小便耳闻故乡山区的原住民抗暴事迹;将雾社事件拍制成电影,是酝酿十数年的电影梦,他亦为此做足了史料搜集及田野踏查。

由于《薛平贵与王宝钏》(1956)一片获得空前的票房成功,何基明自此有了圆梦的基础,全心投入《青山碧血》的拍制,片中使用大量事件爆发地(南投县仁爱乡)的外景。岂料,有管机关在映前的审查阶段来文,担虑电影将阻碍两国自《台北和约》(1952)签署以来情谊之升温,建议该片“剧本内容与当前国策不无抵触之处,以暂勿摄制为宜”。

尽管最终以追加片头注解文字的方式,声明剧内日本军阀非等同于当时日本政府,才获电检处准演,但一部南投山区拍制的剧情片竟可冲击两国交谊,确是电检体系之下才琢磨得出的顾虑。

《青山碧血》(1957)。

《青山碧血》(1957)。网上图片

“管制不只是管你说什么话,用什么语言说话,体制限制的方式有时不在于台面上的言论文字或影像内容,它的管制方式有时是限制你的纸张油墨,或是电影底片。”

发展不自由

1950 年代末,台语片导演林抟秋与何基明个别创建了“玉峰影业”及“华兴电影制片厂”,前者的湖山制片厂面积超过三万坪,起步早于香港邵氏影业的清水湾片场,更是日本以外,东亚最大的民营制片厂。自此,台语电影盛极一时,年产量可达上百部。

当年前景一片看好的台语片产业,却在1970年代消声匿迹,电影产业研究出身的苏致亨解释,这即是发展不自由所促成的结果,“管制不只是管你说什么话,用什么语言说话,体制限制的方式有时不在于台面上的言论文字或影像内容,它的管制方式有时是限制你的纸张油墨,或是电影底片。”

他指出,战后台湾共有 1500 余部台语片发行,然而在1960年代由黑白影像往彩色电影转型过程中,台语片产业遭遇政策面的庞大阻碍。在进出口外汇管制的时代脉络下,主关机关的辅导政策独厚国语电影,唯有拍摄国语电影才可享有底片免关税的进口优待、与外地影业合作的机会,以及器材与发行配额的优惠。换言之,电影拍制必要器资的易取得性,成为国家控制电影产业发展的隐性手段,台语片自此遭受决定性的打击。

“那时候国民党不准你有‘色’——你如果拍红的,共产的,有三条老命也不够死;拍黑的,虽然那时候流行,但流氓崇拜主义不行;黄的也不准,电检人员不能过就是不能过。只能拍‘透明’的戏——就手巾拿起来哭不停那种,偏偏哭得越凶观众越爱看;要不然就是做那种‘空空肖肖’的戏。实在说,拍台语片的人难道真的有那么差?”展览引述了已故导演林抟秋的谈话,精准地捕捉那个年代台语电影人所遭遇的不自由,既是怜惜,也有不甘。

言论不自由的向度非仅止于内容审查,还包括电影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而今,绝大多数台语电影胶卷已佚失,仅有 240 多部的片段藏于国家电影中心,其中具有完整全片的台语电影不过 170 余部。

 “剪出来的电影史:战后电影审查特展”策展人苏致亨。

“剪出来的电影史:战后电影审查特展”策展人苏致亨。摄:陈焯煇/端传媒

言论不自由的向度非仅止于内容审查,还包括电影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而今,绝大多数台语电影胶卷已佚失,仅有 240 多部的片段藏于国家电影中心,其中具有完整全片的台语电影不过 170 余部。

非线性的电检史

由监狱附属的外役工厂改建的展厅,地板质地是台湾早年常见的素材,滑腻光亮的花磨石子地板,极其日常,教人难以联想一批批的政治受难者曾在此劳动,等候自由。策展团队特意在展道贴上了各年代台湾电影的禁片比率,步履既是杂沓,也是维艰。

“现在常常会觉得好像相较于蒋介石时代,蒋经国时期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明的时期,但其实若从禁片率来看,你会得到一个很不一样的结果。”苏致亨特别提及 1967 年,国民政府针对文化大革命而发起相应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借此对“文化”的形式内容有更严格的管制,“ 50 年代还处在一个政权不稳的状态,政府其实没有那么多心力管制电影⋯⋯反而是 60 年代之后电影体制才开始有慢慢缩紧的趋势。”这段时期的禁片率超过 10%,且在 1972 年达到巅峰,至 80 年代末期才有逐渐开放的态势。

这样威权的电影检查系统,是如何被摇动而逐步瓦解?展览并未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

“整件事情(电检体系)的解决,不是我们想像中,好像柏林围墙倒下,一夕之间就改变的。而是透过一些很漫长、很琐碎的会议、大家投书检举抗议,或是透过一些片商真的引进一些(题材内容)很吓死人的电影,一步一步促成的。那条界线永远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摸索,慢慢推的,而不是靠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来终结。”苏致亨分析。

自1950年代起,一般民众与利益团体即会透过机关投书,表述自身对于特定电影内容的意见。片商以其遭禁影片在“全世界所有自由国家均已先后上映”为据质疑政府,其中不啻隐含了“难道我们是专制共产国家吗?”的尖锐政治诘问;亦有舆论投书,以民众缴交娱乐税入场观影,却无法看到完整的电影创作为据,抨击审查制度损害观众权益。

他补充道:“有时它甚至不是为了艺术理念(而动摇体制),纯粹就是一部色情片,但送交审查的同时引起议论,就突破了既有边界。”在这个“推审查线”的过程,那些所谓“吓死人”引起议论的电影便推了许多把,而其中不乏多部经典名片。

剧情设定为女主角爱上曾于其母亲交往的男主角的《毕业生》(1967),就被审查机关冠以“诸多淫秽,且悖伦常”的注语予以禁演;不死心的片商陆续以删剪镜头、更改中文字幕以扭转剧情等手法,企图重审闯关。多次的审查拉锯造成舆论关注,进步派指责体制不尊重电影创作,保守派则抱怨体制缺乏战斗精神,仅自欺欺人尔。

其余被禁演的知名电影还包括充斥“过分恐怖镜头”的《大法师》(1973)、不符“恶人需有恶报”世道的《教父》(1972),以及“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发条橘子》(1971);嬉笑间损及国家形象亦是问题,周星驰主演的《赌圣》(1990)即因片里中华民国国旗的青天白日“光芒不足十二道”而遭删剪。

“有时它甚至不是为了艺术理念(而动摇体制),纯粹就是一部色情片,但送交审查的同时引起议论,就突破了既有边界。”

《赌侠 2 之上海滩赌圣》有两种版本,台版由方季惟出演,港版则是由巩俐主演。

《赌侠 2 之上海滩赌圣》有两种版本,台版由方季惟出演,港版则是由巩俐主演。 网上图片

近年,部分中国观众执于举报其眼中具有特定倾向的影视作品,加上中国官方“限籍令”尺度前景未明,屡掀波澜。其实,上世纪的台湾电检体系也不遑多让:针对来往频繁的香港影业,订出了排除中国籍或港籍亲共演职员的条款,要求从业人员需加入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奉行“反共”政治原则的“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并在审查时检附会员资格证明,其出品之港片才可在台上映。1991 年王晶执导的《赌侠 2 之上海滩赌圣》即是该制下,企图兼顾审查与市场的权宜案例,为符合放映规范,该片拍制有两种版本,台版由女星方季惟出演,港版则是由当年仍为中国籍的巩俐主演。

冲撞与复返,如此种种,无一不显出审查体制的笨重且不合时宜,1980年代台湾电影审查体制或有松解,但并未随著1987年解严而完全消泯,时至2015年《电影法》修法,台湾电影的内容检查制度才算是正式寿终正寝。

其实,上世纪的台湾电检体系也不遑多让:针对来往频繁的香港影业,订出了排除中国籍或港籍亲共演职员的条款,要求从业人员需加入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奉行“反共”政治原则的“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并在审查时检附会员资格证明,其出品之港片才可在台上映。

当代的不自由

剪出来的电影史,回望的当下亦是引导观者检视眼前的电影产业,当中国习体制对于言论与创作的审查正逐步收限,港版《国安法》实施,港府正著手修改电影审查法律,华语圈内的自由创作空间,各有消长嬗变,台湾的电影产业亦无从自外于此。

当代我们所面临的不自由为何?当言论不自由的根源不再是己方政府,而是他国政府,或是跨国影业平台的自我审查之时,已享有多元与自由氛围的影视产业又该如何因应?

对于创作自由的思索或可深刻,或可严肃,但或许,端倪仍在于电影自始而终的魅力:它的包罗万象,与观者无穷的,对于奇观的窥看欲望。一如展场中精心隔出的多个异色小型空间,武侠暴力、性裸露、同志题材、抵抗威权等等情节,使人不禁多踏几步,窝进暗处细细赏评。只要观看的欲望涌动,影像创作需求仍在,渗透与抵抗就会存在。

尾末,苏致亨谈回了当年盛行以“插片”、“私接”等手法偷映的春宫电影,这类表面看来是促成低俗情欲的手脚,正注解了台湾电影与审查威权的周旋:“当色情可以这样营运的时候,你就知道其他的政治思潮,其他的艺术电影,也可以透过放映室,找到方法,透过各种奇形怪状的方式传递出去。”

新聞來源: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