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选好接班人对于中共兴衰存亡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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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中共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在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学习不久前闭幕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文章。在这篇题为《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的文章中,陈希从培养和选拔优秀干部的角度谈了他的看法。

陈希这篇文章在总体上是沿袭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的基调。关于选人用人的重要性,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里面写道:“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源源不断培养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

对此,陈希的文章表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我们党历来重视选贤任能,把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陈希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的一个说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

可以看出,不论是习近平、陈希还是中共领导层,都至少在理念层面高度重视培养和选拔接班人,希望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继有人。这是可取的。历史上有太多类似的正反面教训,单是以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共和苏共的对比,就能看出培养和选拔优秀的接班人之于一个组织、政权和国家的重要性。

1970年代末的苏联,由于苏共自成立以来便始终未能解决政治继承问题,又加上干部退休制度的缺陷,故陷入严重的干部危机。曾任苏共中央委员的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Roy Medvedev)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中写道:“1980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接近75岁。在这一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出席会议、处理国家大事的都是老迈且疾病缠身者,他们的世界观相当教条,既缺乏意愿,亦未掌握资源,以对现行的体制进行必要的改进及变革。”作者提到,长期执政的勃列日涅夫(Leonid Ilyich Brezhnev)因病逝世后,已经病入膏肓的安德罗波夫(Yuri Vladimirovich Andropov)接任,执政仅10多个月便撒手人寰,继任的契尔年科(Konstantin Ustinovich Chernenko)同样年迈体弱,就职不久后健康更加恶化,13个月的任期大部分是在医院度过,直到辞世。

正是在此严峻的干部危机下,契尔年科逝世后,苏共高层在仓促之中将当时年仅54岁、严重缺乏政治经验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推上总书记之位。戈尔巴乔夫虽然年富力强,但过于缺乏政治经验,仕途和生活可谓一帆风顺,未曾经历波折或重大考验,更无过人的政绩,在党内和民间都缺乏声望。

一直以来,戈尔巴乔夫(左)坚持认为自己是信奉社会主义,但遗憾的是,他的一系列混乱、错误的改革,让本就危机四伏的苏联雪上加霜,直至解体。(AP )

按照麦德维杰夫在书中的分析,戈尔巴乔夫“善于趋附迎合,能恰逢其时地博得所有上级的欢心”,缺乏深度,非常肤浅,不谙治国之道,“没有做好准备,以战胜我们的社会及国家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问题及沉疴”。这也是为何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改革举措昏招迭出,谬误不断,一塌糊涂,造成巨大的混乱和民怨沸腾。作者写道,“我们所目睹的,是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改革,而是试图推行类似改革的杂乱无章的努力,这体现在各个方面,戈尔巴乔夫很少能够讲清楚,自己所做出的各类决策的动机及原因究竟是什么”,究其原因,是“苏共数十年所推行的人事乃至整个政策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水到渠成的后果”,“这样的体系不可能产生任何天才,不可能挖掘出什么黄金来,这样的政策,这样的体系,会将最光彩夺目、最强有力的干部和真正能力出众的、独立思考的人排挤出去并加以抛弃”。最终,戈尔巴乔夫一系列混乱、笨拙的改革将危机四伏的苏联推向覆灭。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有过深刻反思。据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中所描述的,有一次他碰巧和戈尔巴乔夫同坐一趟飞机,问了对方,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后,面色凝重地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邓小平。”戈尔巴乔夫的反思是有道理。当年经历过反右、大跃进、文革的中国同样深陷严重的危机,稍有不慎,可能重蹈苏联覆辙,但邓小平发起和主导的改革开放,不仅让中国、中共和社会主义道路摆脱了危机,重获新生,而且如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所评价的,“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

为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而邓小平的改革大获成功,这里有很多复杂因素,此处仅以邓小平解决干部危机为例,世人可窥一斑而知全豹。与苏共将严重缺乏政治经验、能力、智慧和声望的戈尔巴乔夫推选为最高领导人不同,中共在当时文革结束后的关键时刻,将一生三起三落,深孚众望,具有极其丰富政治经验和超前智慧的邓小平推上历史舞台。

邓小平执掌大权不久后,便因应当时干部队伍老人居多、青黄不接的严峻形势,主动提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方针,以尽快落实改革开放的新路线。邓小平采取了“团结老人,启用新人”的策略,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既通过临时的顾问委员会制度,团结和安置大量有经验的老干部,又冲破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和小圈子的限制,结合实际情况,不拘一格地启用了一大批有实干能力和改革意识的新人。

1989年2月5日,江泽民、朱镕基陪同邓小平与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共贺春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正因这样,所以与当时苏共领导层要么垂垂老矣,身染重疾,缺乏革新意识和国际视野,要么人才匮乏的情况不同,中共高层干部有序更替,人才云集,改革风云人物辈出,就像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的作品《人类群星闪耀时》所描述的,1980到1990年代的中国可谓是改革人才的群星闪耀时,共同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

苏共和中共的对比,对于今天中国依然有启发意义。无论多么宏大的理想,多么切中时弊的政策,终究是需要人来落实的。不同品行、能力和智慧的人,落实的效果又会各不相同。同时 ,人的精力、身体状况和思维的敏锐度、判断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变化,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生命规律的限制。所以说,建立一套可持续提供优秀人才的健康的选人用人机制,让国家发展总是有大量的人才来引领、推动和支撑,是一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必要前提。今次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和陈希的文章都在强调培养和选拔后继者的重要性,要求选人用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的确是有道理的,但知易行难,关键在于能否落到实处,经受实践和世道人心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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