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规避与日本在东盟发生利益冲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2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伴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东移,印太正在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东盟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英国渣打银行2019年的预测数据显示,东盟的经济总量或将在2023年达到4万亿美元,到2030年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各大国除了不断颁布印太战略,还对东盟发起了外交攻势。

综合回望整个地区态势,中国和东盟的关系长期保持领先。不过各界对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类政治定义仍有一定不解,对于中国与东盟关系当中的机遇、竞争及挑战亦仍存迷茫。

对此,安邦智库(ANBOUND)全球项目主管王怡向多维新闻陈述其见解。

多维:今年11月,中国与东盟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众所周知,中国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档次甚为考究,“合作”、“协作”、“伙伴”、“战略”、“全面”、“全天候”等等,措辞皆具含义。相较于中国与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今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缺少“合作”二字,当作何解?

王怡:从建立对话关系、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通过观察可以看到,中国东盟关系的变化是在提质升级。习近平主席强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时指出,“尊重各自发展路径,以真诚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以求同存异妥处分歧和问题,共同维护和弘扬亚洲价值观”。

ANBOUND智库的专家们认为,东盟国家既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地区,也是西太平洋和印太地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东盟国家处在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形势之中。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中国需要调整其全球策略。在未来涉及中国的全球地缘格局中,东盟是各方都会高度关注的国家集团,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都在上升。发展并巩固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从全局性和战略高度来讲,应该成为中国未来最重要的地缘战略之一。

中国与东盟早于2003年便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图为2013年8月29日,中国与东盟为此在北京钓鱼台举行10周年特别外长会。(Getty)

多维:过去两年,东盟相继超越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您认为疫情之后,该情况会否延续?就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结构而言,您认为未来数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中国内地和香港投资者和企业而言,哪些产业又尤为值得关注?

王怡:从数据来看,中国与东盟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12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东盟首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1月-10月,中国-东盟贸易额已达7,033亿美元,同比增长30%;预计,全年的双边贸易额将再创历史新高。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估计,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发展将保持稳健,东盟将稳守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于2022年1月1日对十国开始生效生效,包括汶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等6个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4个非东盟成员国。协定生效后,将会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投资以及供应链整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也在不断深化,中国企业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投资是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推手,在RCEP的机制下,中国不论在对外投资还是开放国内投资市场方面,都需要有显著的提高。农产品、汽车产业、数字经济、医疗卫生、气候和环保、新能源、海洋产业、金融服务、职业教育、旅游和文化消费等领域,都是推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亮点,也会促进各种资源整合。

多维:在一众老牌发达国家中,日本在东盟各国的投资与耕耘,对东盟各国社会及经济的影响力,皆远甚于美欧国家。

此前中国与日本达成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投资第三方市场的共识,然而在安邦看来,中国在耕耘与东盟政经合作的过程中,当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

王怡:从整个东南亚地区和项目数量来看,日本的优势比较明显。根据彭博社提供的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数据,截止2018年2月,日本的投资额为2,300亿美元,中国的投资额则为1,550亿美元。惠誉202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上,日本的项目价值几乎是中国的1.5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正在追赶。

自1970年代起,日本开始对东盟各国进行大规模基建投资。图为本世纪以来(截至2018年)中日两国对东盟基建投资对比。(BMI Research@WeBuildValue)

日本一贯重视东盟国家,从1951年到1977年间对东南亚国家发放低息的日元贷款、实施无偿经济援助,当前实施“绿色”联通政策。总体上,日本针对东盟的政策非常灵活,战略继承性比较好,也在不断自我调适。对东盟的战略、政策以及长期的稳定执行方面,日本仍然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中国需要思考,在东盟国家的战略政策差异,如何寻求共赢节点并规避利益冲突。中国和日本均已加入RCEP,两国的经贸联系将更紧密,产业和供应链布局方面有望增进合作。中日韩贸易协定能否较快达成,目前看还有不小的难度,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并不只是贸易问题,还有地缘政治因素。早在2018年,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提出“1+3”的世界新格局,主张中国与德国、日本建立和扩大共同的经济价值观,中国与日本、德国在双边经济关系中达成更多合作和一致行动,国家和企业将有不小的发展空间。这既可以看成对当前国际形势变化的总结,也是认识未来世界格局变化的新框架,还是中国未来寻求正确的发展策略的一种方法和主张。

多维:东盟正迅速形成一个巨型的互联网经济,中国资本和企业近年来大举进军东盟各国,美国科企也紧随其后。您如何评估东盟互联网生态的未来走势?会否在中国资本和企业的影响下,大抵循着中国互联网生态的发展轨迹演进?抑或是呈现出全然不同于中美(中西)互联网生态的另外一种模式?

王怡:互联网经济,显着地改变着社会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人们享受着更多的生活便利。新冠疫情以来,线上产业和消费呈现爆发式增长。毋庸置疑,全世界都要顺应科技进步的趋势,创新发展的机遇值得期待。也要注意,资本逐利的本性,可能引发互联网行业出现“非理性繁荣”,市场无序竞争,难以形成一种生态。如何防范新技术的风险?这也是政府和企业都应慎重考虑的问题。营造互联网生态,仅有良好愿景是不够的,对其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及新的挑战,政策规划中要有充分估量和预案。

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近年来逐步增长,只有符合当地经济定位的投资,确实为东盟国家所需要的产业,投资者才能获得收益回报。我认为,不同经济体,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即便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区和城市也会有不同的发展节奏。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实反映着价值观、思维方式、认知、社会文化、教育以及舆论等深层次的差别。如果忽略上述因素,互联网的政策选择就可能出现偏差,也会产生负作用。无论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互联网发展都没有固定一种套路,或者一成不变的模式,各自的发展重心不同。不过,中美一些发展路径、商业模式,仍然可供东盟参考,相互分享经验,启发东盟国家的思路。

ANBOUND学者对于东盟地区的关注其实可以追溯至二十多年前。当“东盟国家蕴藏令人瞩目的市场空间”成为全球共识之时,安邦智库开始组织专门的研究团队,投入到东盟课题研究中。2012年6月,我们又在吉隆坡注册安邦智库马来西亚研究中心(ANBOUND Malaysia Research Centre),专职研究东盟区域经济与政策事宜,同时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我们认为,真正发挥实质政策作用、最有效的政策做法,正是在随时随地发生、针对具体情景、问题和挑战的政策咨询,而非大规模的经济规划。我们希望,与企业加强合作,借助智库的专业研究能力和国际交流帮助企业把握投资风险和投资安全,提供更多的战略思路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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