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六中】不止第三份决议 过去九年习近平还做了哪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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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领导人思想+主要矛盾论述是“三位一体”,都是通过对历史进行总结评判,从而对当下中国社会所处时期进行判断,归纳出社会主要矛盾,进而指导政策制定。这是今天影响中国多个行业的“共同富裕”理念的由来,也是习近平希望同毛泽东、邓小平比肩的具体实现路径。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这是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内最后一次重要的中央全会。届时,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数百名中央委员将聚集在北京。

尽管外界普遍猜测,习近平将会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后,继续开始他的第三任党的总书记任期。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具雄心和掌控力的领导人,过去9年间,习近平及他背后的团队一直在努力对照毛泽东、邓小平,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建立起属于这个时代的政治功绩。

此次中共六中的主要议题,就是将推出一份重要的历史决议,对1921年至2021年这100年间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一次回溯和总结。在此之前,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主导过此类工作,也被视为习近平比肩毛邓的又一个案例。

习近平已经执政中国9年,为了成为可以与毛泽东,邓小平比肩的政治人物,他和他的团队究竟做了哪些具有标志性的事情?

2021年:“第三份历史决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第一百年,7月份的时候,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中共党内,政治局已经确定“以史为鉴”将是这第一个一百年的主题。

这证明,中共六中全会上出炉“第三份历史决议”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在更早时候已经得到了习近平的首肯确认。

如果暂时忽略这份历史决议的现实意义,仅在象征性上,它意味着习近平本人正在继续有意识地向毛泽东和邓小平靠拢。

历史上,中共曾经通过两个“历史决议”,一是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中共的官方语境中,两份文件都是在中共“面临重大转折时刻”、“重大历史关头”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而前者是由毛泽东主导撰写的,后者则进一步确立了邓小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

历史学家认为,前两份“历史决议”出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前者是中国刚刚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取得胜利,中共面临与国民党争夺国内政权的局面,毛泽东通过这份文件对党内的历史争议进行了理清,凝聚了全党,并在随后的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开了中共执政的序幕。

后者则是在中国经历频繁的政治运动后,当时刚刚重新掌握党内权力不久的邓小平,需要通过一系列手段去重新凝聚党内共识,尤其要回去回应“如何评价毛泽东”、“社会主义左右之争”等一系列问题,第二份历史决议回答了这一切,并同一系列其他措施——如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思想上的解放与辩论,军事上的对越战争共同开启了邓小平时代。

虽然习近平上任之初就提及了“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回答了当时中国内部日趋激烈的左右争论,并将江泽民与胡锦涛的任期放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将2012年视为毛邓后第三个新时代的开端。但这难以同前两份历史决议划时代的意义相提并论。

因此,有着更强烈雄心和抱负的习近平需要这样一份决议,相比前两份历史决议只是评价某个特定的时间段,从目前中国官方透露的信息来看,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决议将对整个中共100年党史进行全面评价。这也将在党内,他本人拔擢到可以与毛泽东、邓小平相提并论的地位上。

2012年:“新南巡”

如果时间重新回到9年前,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习近平就已经有意识的向自己父亲曾经的同僚,开创了改革开放时期的邓小平靠拢。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不到一个月,便前往广东深圳、珠海、佛山及广东四座城市考察。这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通常具有高度的象征意味,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并不否认这一点。

由于与邓小平“南巡”路线类似,被称作“新南巡”的这次行程在当时被视作习近平进一步释放经济开放与改革信号之举。他在那次视察中表示:“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到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中国官媒普遍将这次视察称作“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召”。习近平当时在深圳表示,中共中央“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将“这条正确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

在当时,多维新闻对寄以“年轻版邓小平”的期望。

2012年,《纽约时报》曾发表题为《The risk of taking China’s helm》的文章,称”治理未来十年的中国可能是全球最为艰难的工作之一,而建立社会公平感则是中国下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面临的最大挑战”。文章援引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的说法称”习近平将会是一个年轻的邓小平”。

在那之后习近平进行了他轰动一时的“新南巡”,信号明确,全面深化改革起步。

虽然在以后9年的执政中,中国政策展现了一种撕裂状态,一方面不断推动开放的承诺,另一方面例如言论、人权甚至部分行业出现收缩保守的趋势。同时,中国政府推动了包括政府机构、军队、经济政策在内的大规模改革,但除了军队改革外,其他领域的改革并未得到普遍性的肯定。

一些观点认为不能用简单的二分法去看待这种政策撕裂,也有人将中国的“收缩性”归咎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对华施压政策。但是这似乎并不能有力地说服所有人。

直至今天,“改革开放”作为邓小平时代的政治遗产和红利,仍然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核心部分,他希望人们相信他可以继续是邓小平政策的忠实继承者。例如,2021年11月4日晚,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的主旨演讲,提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

2015年:“习近平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简称“习近平思想”,下同)在2017年正式写入中共党章之前,曾被观察人士视为习近平是否要与毛泽东、邓小平看齐的指标符号。

以中共断代史划分,每一代领导人也都有其“指导思想”,作为其执政时期的理论总结并被写入党章,分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思想。再加上中共早期的马列主义,这六个阶段的理论成果,被中共视为其执政的思想精华。

其中,只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思想”,直接以领导者名字冠名。

“毛泽东思想”是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被写入党章,“邓小平理论”则是直到1997年2月邓小平辞世后,9月中共十五大新党章才第五次改变为中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思想界关注到“习近平思想”是在2015年,当时,一些低级别的中共官方媒体开始为习近平在各方面的论述冠以“思想”之名。2016年2月起,中共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以及级别较高的官媒陆续提出“习近平思想”说法。

2017年10月24日,中共十九大通过了关于党章修改决议,“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从此,“习近平思想”成为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第三个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中共指导思想。

这意味着习近平的地位高于之前两任党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习近平及其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的绝对权威得以树立。

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该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中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习近平思想”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017年: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

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只有最高领导人才能定义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是一位兼具理论和实践精神的中共领导人,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中国本土化,通过一系列作品将近代中国历史会分成了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阶段,并对这些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进行了剖析。当然,他认为“主要矛盾”仍然是“敌我矛盾”,因此“斗争”成为毛泽东时代的主旋律。但是他开启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中国时代下论断的传统。

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则更加擅长实践创新而非理论论述。不过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始,正是在“第二份历史决议中”,邓小平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主要矛盾表述的调整,表明邓小平不认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社会的重心开始转型经济建设而非政治运动。

从此之后,这个表述在中国延续了40年,江泽民和胡锦涛并未进行更改。直至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四十年来首度对中共这个核心论述进行了调整。

由此可见,《决议》+领导人思想+主要矛盾论述是“三位一体”,都是通过对历史进行总结评判,从而对当下中国社会所处时期进行判断,归纳出社会主要矛盾,进而指导政策制定。这是今天影响中国多个行业的“共同富裕”理念的由来,也是习近平希望同毛泽东、邓小平比肩的具体实现路径。

贯穿习时代的主旋律:加强中央集权

加强中央集权是习近平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特征之一,也是他认为自己可以与毛泽东、邓小平站在一个历史位置的信心来源。毛泽东时期,权力就空前掌握在其手中;而在邓小平时期,则依靠军队的支持才压倒党内保守力量推动了改革开放,并在晚年提拔了朱镕基,后续推进了一系列财税改革如分税制,保证中央政府财政收入。

因此,如果要比肩毛邓,习近平就必须要去加强中央权力,这既有象征意义,也有保证其政策推动的现实意义。从2012年习近平执掌权力以来,在中共党内掀起的反腐风暴,那些曾经手握重权的官员——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倒在了他发起的大规模反腐运动中,这让习近平本人在党内和民众之间树立了权威。后来,加强对网络舆论的监管,对自由派的整肃,以及强化民族主义,尤其在同美国的贸易争端、印度的领土整顿以及抗击新冠疫情中,习近平通过“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在中国民间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2018年通过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连任限制,习近平获得了可以连任第三个任期的权力,被视为他要为奠基民族复兴需要主导这个时代前进的标志性事件。2019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文章《人民领袖爱人民》,以“领袖”一词称呼习近平,记述其甘肃之行。而在此之前,毛泽东被中国人称为“领袖”,邓小平则有“总设计师”之誉,相比之下,江泽民的“时代领路人”和胡锦涛就没有如此高的称谓。

此外,在人事任免,机构改革和财税政策上,中央所树立的权威都成为习近平时代的主旋律。人事上,来自习近平执政旧地的上海、浙江和福建等地官员得到重用。在军队,源于徐才厚、郭伯雄等人的影响,军改让军事将领的权力被极大的削弱,军委主席的权力得到加强。同时,武装警察也从地方政府被剥离。人大,政协,国务院需要向党委每年进行汇报,同时中央政府再度进行财税改革,继续弱化地方政府收税的权力,越来越多的税种征收由中央政府掌控,对地方政府实行转移支付……

或许是看到了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弊端,或许是认为,要与担负起国家的复兴重任以及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作为后盾支撑。总之,2012年之后,“党和其他机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开始进入一个“强化中央”的历史通道。

当然,越来越多的观点也认为,相比邓小平,习近平本人更倾向自己能够成为毛泽东后的历史第二人,他本人无论在引用诗句,或者考察学习,对于毛泽东更加青睐有加,例如中共建党100周年前夕的6月25日,习近平打破惯例,参观北大红楼以及毛泽东曾工作生活17年的中南海丰泽园,向毛泽东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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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来源:多维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