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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就是要封杀中国成为海洋大国，说得形象一点，美国跟西方会鼓励中国走“一带”，封杀中国走“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以把印太战略提高到了美国外交战略的最高方面。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强调美国、苏联、中国三国大外交，后面的布林肯（Antony Blinken），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人是“后基辛格思维”，强调美国、中国、印度之间的外交，印太主要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已经成为美国安全系统的一部分，所以现在美国拉拢印度，如果印度完全整合进美国印太战略，就对中国成为海洋国家构成了最严峻的威胁。
印太战略最早是日本首相安倍提出来的，当然更早是印度外交官提出来的，在蓬佩奥（Mike Pompeo）时代提升，印太关系已经一直在升级，中国必须要意识到这点。
那么中国怎么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信心、要理性。理性来自于信心，对自己各方面实力做全面的评估。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单一市场，中产阶级有4亿人，占30%，在比例上比美国低，美国中产大概50%，人口4亿，有2亿中产，中国的中产相当于美国整体人口，中国4亿中产消费能力不低。我个人觉得，美国已经没有机会全面围堵中国，美国要围堵中国已经太晚了。
跟美国打交道，中国一定要看到自己存在的两点比较优势：一是市场规模，二是开放。一、市场规模
新冠疫情以后，世界上的名牌靠中国中产来消费。中国这几年的进口博览会就展示了中国力量。我始终相信马克思（Karl Marx）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美国强大是因为其经济，其市场是更开放的市场，欧洲靠它，亚洲四小龙靠它，美国向这些经济体开放市场，市场的力量才体现出真的力量。
中国也同样，最强大的也是市场，中国现在已经有4亿中产，经济还在发展，如果由现在的4亿中产发展到2035年的7亿中产，那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西方人看好印度，认为在中国之后，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可以开拓一个印度市场，但我认为印度失去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那一波全球化，就很难发展起来了，这跟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都有关系，它不可能发生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规模的工业化。
二、开放
开放非常重要，中国未来可持续的发展取决于可持续开放。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是在开放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以后也要在开放状态下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中国这个经济体已经是世界经济体内在的一部分。
美苏冷战时期，在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著名的八千字长电报后不久，美苏就发生了冷战，为什么那么快？就是因为美苏之间没有任何的经贸互相依赖性，唯一的关联仅仅是两个大国在反法西斯统一了战线而已，也用不着脱钩，两个国家马上就是核武器对峙，互相威慑。
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到现在还在进行，影响非常深刻，因为中国经济跟美国经济同属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分不开，所以开放非常重要，在开放中能吸收到外资。
我在《大变局中的机遇》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看法，中国“不仅要开放，甚至要单边开放”。即使美国跟它的一些盟友想封杀中国，围堵中国，中国也要向他们开放，这在历史上是有案可循的，比如大英帝国的开放，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发生在英国，它有比较优势，即使你不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这是单边开放；而美国讲对等开放，你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我个人觉得，中国在这个阶段应当学习大英帝国，而不应当学习美国。
有人说中国单边开放要吃亏，我的答案是：并不是所有领域都要单边开放。比如跟东南亚等国家签署的RCEP，就是对等开放。跟欧盟签的《中欧投资协议》，虽然现在有点政治困难，但是只要中国开放，这个协议还是会生效的。
美国对中国的合作、竞争、对抗、冲突政策，中国也可以拿来主义。合作方面我们依然会合作，比如气候问题，气候发生了变化，所有国家都会受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承担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直非常强调气候问题，将碳中和、低碳经济提到那么高的议程，足可见重视程度。再如：卫生方面，我们也一直在合作，只不过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拒绝跟中国合作，老是搞一些像WTO类似的事情，像新冠病毒最终的来源问题，直到现在也在闹笑话。
竞争方面，该竞争中国要竞争，不怕竞争，但也要避免恶性竞争。在此阶段，要做的是回避军事竞争，直面经济竞争。因为军事竞争是零和游戏，而经济竞争往往是双赢的。此前的G7，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也推出了它们版本的“一带一路”，我认为这是好事，表明中国掌握了主动权。
我在《大变局中的机遇》这本书里举了个例子，朱镕基任中国总理时期，中国跟东盟开始了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签署了“中国-东盟10+1”，结果日本、韩国着急了，也搞了“日本-东盟10+1”“韩国-东盟10+1”，所以有了三个“10+1”，这就是赤裸裸的竞争，不过在这三个“10+1”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10+3”，这是很好的结果。
所以像“一带一路”问题上，美国如果来竞争，双方能产生很多的机会，生意人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每个国家、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竞争不可避免，但经济竞争也会产生经济合作。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IPP评论”，原标题《郑永年：逆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更开放》，作者郑永年系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推荐阅读：
新闻来源：多维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