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27分,林彪一行外逃所乘的256号三叉戟机,在蒙古国境内肯特省温都尔汗地区的贝尔赫萤石矿附近坠毁,这位原名林祚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在企图谋害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另立中央的政变败露后,当晚与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酿成机毁人亡的惨剧。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中共根据“内外有别”的原则,有计划地、逐级分批地向党内、军队乃至中国民众传达了关于林彪叛逃的有关文件,在全中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对林彪进行揭发、批判,清查与林彪一伙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

林彪写入中共党章的毛泽东接班人(请放大图片浏览):

1979年,中共决定,以法律的武器,清算林彪、江青集团的罪行。其中“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主犯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主犯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主犯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主犯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主犯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

1982年2月至3月,解放军军事法庭根据“两案”审判所掌握的法律尺度,先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其他有关案犯进行了宣判: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情报,以资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提供飞机,以资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策动叛乱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

时过境迁,尽管中共的文件中已经说明了林彪事件的真相,但由于“九一三事件”事发突然,事件又有着某种历史的偶然性,在迷雾重重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带有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使人们产生种种的猜测,许多假想臆说流传至今。

在“九一三事件”五十周年前夕,港媒报道,两部新书《黄永胜北京当总长1287日》和《风暴历程》在港出版,从亲历者角度出发独家揭露50年前事件发生时,中共高层的反应和处理手段。

其中,《黄永胜北京当总长1287日》作者,也是黄永胜第三子的黄正表示,书中有关文革中军事工作的内容,恰好与本书特邀顾问余汝信的大作《风暴历程》相互佐证、相互补充,读者可以将两部书对照阅读和研究。

黄永胜是当年解放军军总参谋长,与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同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四大干将”。不仅作为总长掌持文革中的军权,还在文革中主持神秘机构“军委办事组”工作。

黄正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今年是‘九一三事件’五十周年,对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我父亲所知其实也有限。他当时在中央工作,周恩来告诉他的、会议上说的,他知道;周恩来不说的、会议上不说的,他就不知道。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年,‘九一三事件’依然迷雾重重,要想彻底讲清楚,目前还不容易。林彪到底为什么出走、飞机为什么会飞蒙古、飞机是怎么摔下去的,这些问题现在有一些新的补充说明,比如余汝信主持翻译的蒙古国现场调查报告、对飞行员潘景寅资料的汇总和副机长康庭梓的回忆文章《真相:专机专副驾亲历九一三》。现在看起来,指向比较清楚,飞行员是一个重点。我认为不论是在中国文革史、中共党史上,还是对全中国人民而言,‘九一三事件’都是一个坎儿、一个伤疤。五十年了,这个伤疤只是没有那么痛了,但并没有抚平。抚平这件事需要很大的政治智慧。我父亲去世以前的思想与刘少奇想法有所不同。少奇在临终之前讲的一句话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父亲在临终前给我们留下一句话,‘我的历史要写清楚,只有靠组织’。他这句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依然相信党组织,认为能还他清白的只有党组织。”

“九一三事件”成为文革的转折点(请放大图片浏览):

《风暴历程》的作者余汝信则表示:“‘九一三事件’凸显了中共当年在最高权力传承更替问题上难以破解的困局。今天重提、反思‘九一三事件’有何时代意义?我认为,关键在于重审接班人问题。在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列入党章,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接班人正式写在党章里。”

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多,一向被视为政治类读物出版“天堂”的香港,此前一直是无法在内地出版甚至被禁的出版物的阵地,外界分析,在许多人忧虑香港国安法施行后,香港是否还有出版自由的观望气氛中,这两本书如常在港顺利上市,应能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将于2021年年11月在北京召开,适逢中共建党百年,这一全会格外引人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1日召开会议,决定这一全会的主要议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以史为监,可知兴替。总结建党百年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50年前的“九一三事件”又将带给后来者怎样的启示?事件引发的对这段往事的诸多思考,相信仍会在未来长久的一段时间内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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