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浙江政坛近日动向引人注目。浙江杭州的“一把手”周江勇突然被中纪委官宣落马前后,多位浙江省地方官员遭到调查或撤职,其中多人被指牵扯经济问题。杭州是浙江的省会城市,周江勇同时兼任浙江省委常委。

自改革开放之后,靠近上海的沿海省份浙江逐渐以发达的民营经济著称,当地从政者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本领也被认为相对高于在北方和内陆省份任职官员们一筹。然而现今看来,即便是在民营经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省,很多官员也未必能够准确拿捏政商关系。

浙江省正在揭开的政商关系困局与往往是由行政主导经济的北方和内陆地区明显不同,也为中国官场生态的未来演变提供了一种反面警示。

浙江官场震荡里的周江勇案

据微信公号@政在发声透露,一条举报线索显示浙江某金融公司2020年底上市前,周江勇曾以5亿元人民币抢购股份。后因公司上市出现意外,周江勇获得退款5.2亿元。该公司疑为当年11月3日寻求上市被监管机构叫停的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集团。

阿里巴巴是1999年创办于浙江杭州的一家中国民营公司,现已是一家聚集了大量互联网企业的资本集团,囊括淘宝网、天猫、饿了么、飞猪、阿里影业、高德地图等等知名企业。不过在近年间,该集团风波不断,其创始人马云炮轰金融监管被批判、蚂蚁集团高管被约谈之后上市也被叫停、阿里巴巴遭到反垄断调查和罚款、与其存在资本牵连的滴滴出行强行海外上市之后遭到处罚和审查。

浙江官场震荡恰巧发生在这一时期,周江勇是这段时期里分量最重的落马官员,其余还有早前主动投案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副书记马晓晖、省政府原秘书长张水堂,以及正在接受调查的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副局长徐光耀、湖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沈小龙等人。另外,杭州副市长王宏与丁狄的职务交接时机也引发揣测。

这些共同构成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浙江省首次出现规模性的官场人事异动,是否还会延烧到更大范围尚且不得而知。

其实,此番“浙官之劫”早有征兆。2021年2月3日中共中央巡视组在巡视浙江后向其反馈情况时公开的系列问题里,就包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到位,坚持严的主基调还有不足,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还需持续用力”。所谓“两个责任”是指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中央巡视组当时还特意点名杭州市委和宁波市委分别存在多个问题。事后杭州、宁波官员接连落马,证明中央巡视组并非无的放矢。

时至8月23日,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察部更是部署开展影响亲清政商关系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覆盖全体在职以及近三年以来退休、离职的市管官员。据悉,此次专项治理主要聚焦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事项自查自纠、领导干部违规借贷专项治理“回头看”以及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三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是官员违反政商关系界定的常见领域。不过浙江官员的相关行为呈现出一些地域性特征。以周江勇为例,如果网传其涉嫌参与企业上市消息属实,正代表了一种越来越常见的官员通过隐晦和复杂的金融操作以权谋利的腐败现象。

浙江政商关系的警示

浙江省周江勇案所折射出来的不正常政商关系,与临近中南海、权贵云集的北京官员利用政策信息差和通天人脉,山西、甘肃、云南、内蒙古等地官员利用当地矿产能源审批开发权力,东北地区官员利用体制内身份“吃”“拿”“卡”“要”,重庆、河南、天津等地部分官员被商人“围猎”的四种不正常政商关系还有所不同。这种不正常政商关系较为复杂,利益关系隐匿于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操作之中,似乎是一种更高明的腐败方式。

人事关系盘根错节、股权结构错综复杂的阿里巴巴,以及早前深陷舆论漩涡而真实背景让人看不懂的安邦保险,其所代表的一类资本存在样式,都存在一定的规避官场反腐监管的空间。

安邦保险2004年9月成立于浙江省宁波市,渊源可以追溯至上海一家汽车公司。在安邦保险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吴小晖是浙江省温州市人。

安邦保险总资产最高峰时曾经超过1.9万亿元。在2018年2月因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经济行为被中国保监会实施接管。2020年结束接管后,安邦集团和安邦财险被清算注销。

以周江勇案来看,中国官员通过某种经济操作参与企业的发展,并从中分得一杯羹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不正常的政商关系里,未必是掌握政府权力的官员占据主导地位。如果某些商人或资本拥有了庞大规模与体量,能够影响到大量民众就业和经济稳定,营造出一种似乎是能够联通高层的模糊印象,足以令当地官员畏手畏脚,成为不正常政商关系里的单向服务者,甚至是服从者。

马云在炮轰金融监管被批判之前曾经说过,“阿里巴巴不能倒闭,一旦倒了三千万的就业就要消失。”他还曾形象地描述过自己所设想的一种政商关系是“一直谈恋爱,就是不结婚。”而在这种“恋爱关系”里,或许还要分出“追求者”与“被追求者”两种身份,分别对应了政府与商人。政商关系似乎成为了政府向商人单方面付出、讨好,而商人只要逐利交税却不必承担多少社会责任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其实比较符合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却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有所区别。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浙江不同于北方和内陆的政商关系,注重政府服务企业,解释了该省民营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原因。但是当个别民营企业成长为庞大的资本集团,甚至具有了垄断性质,原先的政商关系正在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因此,浙江等地出现的不正常政商关系,与其说是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毋宁说是带有一定的发展阶段性特征。在中国逐渐告别简单粗暴式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治理体系趋于精细化,中共十八大后大规模反腐运动打“虎”拍“蝇”拿下大大小小嚣张作恶的腐败官员之后,可以想见腐败现象并不会完全消失,而是转入更为隐蔽的地下,以难以发觉和证明的方式继续存在。浙江省出现的一些不正常政商关系,即是对未来中国官场腐败问题发展的一次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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