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战狼外交 大争之世不能仅是“请客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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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狼外交,这兴许是中国外交近年来在国际舆论场上最大的争议点。从最初被西方讽刺性地贴上此标签,至中方起初被动的辩驳,再到外交部发言人“就做‘战狼’又何妨”之表态,乃至内地国民的积极响应。
中国外交的风格,似乎已经完成一次彻底的转变,变得更硬气,更受国民支持,更受争议。

前段时间,东盟某国的一位高级外交官向笔者传递了一些他对中国外交风格变化的观感。

作为一名拥有近30年资历的外交官,他除了在母国和东盟任职以外,也相继在中美两国派驻多年,与各国官员往来甚密。他说,能否通过友善交谈拉近距离、增进了解、促进合作,是外交官的基础功课,各国外交官员也多是以长袖善舞的和善方式,建立或巩固与他国的外交关系。

可是,他认为中国外交官近年来却风格大变,变得越发咄咄逼人,以至于一些曾经相熟的中国外交官,如今都有颇大距离感,中国外交形象也随之骤降,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造就当下中国越发严峻的国际关系挑战。战狼外交反噬?这位外交官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早在2020年底的一份报告结果便显示,在欧洲、北美和东亚的14个受调查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对中国看法恶化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拥抱“战狼外交”。

中国外交部现在的三位发言人风格各异。赵立坚(左一)被视作“战狼外交”之典型,华春莹(中)时而温和时而严厉,汪文斌则予人人如其名之感。(Twitter@Lijian Zhao)
中国外交部现在的三位发言人风格各异。赵立坚(左一)被视作“战狼外交”之典型,华春莹(中)时而温和时而严厉,汪文斌则予人人如其名之感。(Twitter@Lijian Zhao)

该外交官的观感和民调之余,美国外交官似乎也得出同样的观察与总结。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表示,要在国际社会塑造“可信、可爱、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说话要把握好语调,“谦逊谦和”,这样才有助于把握国际话语权。这番表态立刻在美国政界引起讨论:习近平是否在批评战狼外交?

美国国会议员博切特(Rep. Tim Burchett, R-TN)6月7日在一场有关讨论美国2022财政年度国务院预算的听证会上,向出席作证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提问,“习主席最近要求他的手下着重塑造‘可信的,可爱的’,还有‘可敬的’中国形象。这是否标志了中共战狼外交的结束?为什么他要这么突然地改变战术?”

对此布林肯回复道,中国可能意识到“战狼外交”正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反噬,“有一种可能性,也即中国或许也已得出结论,认为软实力也相当重要”,“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交涉方式,正使愈来愈多人与他们疏远,而非被他们吸引。因此,这可能是显示承认到这一点”。拜登政府正筹备和习近平的会晤。盘点拜登和习近平的交往瞬间:

2015年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时任副总统拜登和夫人专程来到机场迎接。(新华社)
2015年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时任副总统拜登和夫人专程来到机场迎接。(新华社)

2015年9月25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南草坪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图为习近平向美国时任副总统拜登走去。(Reuters)
2015年9月25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南草坪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图为习近平向美国时任副总统拜登走去。(Reuters)

2015年9月25日,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国务院出席宴会。(Getty)
2015年9月25日,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国务院出席宴会。(Getty)

2012年2月17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美国洛杉矶共同参观国际研究学习中心。(Reuters)
2012年2月17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美国洛杉矶共同参观国际研究学习中心。(Reuters)

2011年8月18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欢迎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如今,两位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Getty)
2011年8月18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欢迎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如今,两位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Getty)

2017年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会见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这也是两人目前最后一次的会面。(新华社)
2017年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会见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这也是两人目前最后一次的会面。(新华社)

主导拜登政府亚洲政策的白宫国安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6月8日在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ANS)”的一场活动上称:“在过去一两年里,给中国制造最多麻烦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中国更为果决(assertive)的外交政策受到全球反弹,这是中国咎由自取。坎贝尔也认为中国外交官们明白这一点,只不过中国外交体系的共识未必上达中国领导层最核心圈。

布林肯与坎贝尔的这些评价,一再透露他们对中共的误判,对此我与我的同事已在

,于此不复赘言。反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布林肯、坎贝尔,还是那位东盟外交官,都认为“战狼外交”是不好的,认为中国外交应该回到十年前那种温和的风格——然而,围绕“中国外交应该如何”这个问题,他们三人的评估显然与北京相左。普京的感触其实,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22日针对俄罗斯外交风格的一段话,可以为各界对“战狼外交”的疑惑提供一些答案。

据塔斯社报道,普京在与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一段时间以前,俄罗斯外交部门愿意做出很多妥协,甚至枉顾国家利益,而这只是为了让他们在外交官同行面前看起来更友好。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日情况完全不同,“今天,我们的外交部门采取了非常积极的、进攻性的立场,我们外交领域的巨大专业潜力正在发挥,(外交官们)非常务实地为国家利益而工作。外交工作不再只限于在装潢精美的密室里会谈,而是与其他参与会谈的国家代表,就国家利益进行斗争”。随后普京调侃道,“有时我甚至不得不提醒拉夫罗夫:你不是国防部长,而是外交部长”。

2021年3月22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右)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AP)
2021年3月22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右)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AP)

是啊,外交工作究竟是什么?其目的又应是什么?俄罗斯近年来的变化,不仅限于外交,而是发生在整个国家战略层面。莫斯科面对欧洲、美国、中国、中东的态度,都在发生显著变化。

因应中东乱局和美国的战略收缩,俄罗斯以叙利亚内战为抓手,强势切入,巩固了以伊朗、叙利亚及俄罗斯为连理的“什叶之弧”;因应全球政经局势的混乱和中国的稳定崛起,俄罗斯一再巩固其“向东转”的政策,同北京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中俄关系”;因应北约的一再东扩、美欧对东欧反俄势力的一再支持、以及美国对俄罗斯持续数十年不改的遏制与敌意,俄罗斯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垒姿态。

毕竟,无论是苏联时期的冷战对峙,还是叶利钦时代与美国总统勾肩搭背的“友好外交”,如果两者都无法改变美国与俄罗斯对抗的外交立场,那又何必顾忌?不如全力相搏,为国民、企业和国家捍卫所有利益。

如今中美之间,又何尝不是若此?“就做‘战狼’又何妨?”美国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对全球政经军事稳定带来严重损害,影响到中国的发展机遇期;而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和意识形态战,更是直接暴露了对中国的遏制意图——中国从起初对特朗普展现善意,到后来一再释放“打,随时奉陪;谈,大门敞开”的立场,再到后来“来而不往非礼也”般的全面转守为攻,中国的外交作风也是因应时势的变化而转硬。

拜登政府上任后,意识到特朗普政府的错误,做出了一定更改,但整体上拜登政府还是无法偏离“遏制中国”的思路,只是采取了民主党政府老套的“盟友外交”和意识形态论战等做法。

拜登团队对华政策持续受前政府遗产所影响。图为2021年4月16日,布林肯(左一)、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及坎贝尔(右一)陪同拜登(左二)会晤日方代表。(AP)
拜登团队对华政策持续受前政府遗产所影响。图为2021年4月16日,布林肯(左一)、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及坎贝尔(右一)陪同拜登(左二)会晤日方代表。(AP)

这既是因为美国党同伐异的政治乱象和严重分裂的社会现况,以至于拜登政府不得不考虑国内舆情,向一些极端或强硬的政策妥协,甚至选择性向右翼主张的脱钩策略靠拢;也是因为美国永远需要一个外部敌人,从而释放国内压力;更是因为中国所代表的以人民为本、反霸权、合作共赢的方式,从根本上威胁了美国以资本为本、以军事实力巩固金融霸权、垄断规则制定权的方式。

是以,“中共外宣”、“战狼外交”也好,“领土扩张”、“经贸霸凌”也罢,乃至是“侵犯人权”、“侵蚀民主”,又或是“四方对话(Quad)”、“五眼联盟”、“民主国家大会”等等,都是为了那尚未成型的所谓“反华大合唱”。

有鉴于此,中国也在延续强硬的对美政策。而当美国逼迫第三国“归队”,中国也正相应地向第三国施加压力,令他国认知到迁就美国损害中国利益的后果,迫使他国保持中立态度,避免他国误以为“忤逆美国没有好下场,得罪中国则没有代价”。

其实,早在2020年12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便已经对中国外交风格变化的原因做出解释:“咄咄逼人从来不是中国的外交传统,但是卑躬屈膝也不是中国人的气节。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就做‘战狼’又何妨?”

2021年7月10日,美国国会大厦一侧广场重新开放当日,就有抗议者带着侮辱性标语抗议拜登政府。(Getty)
2021年7月10日,美国国会大厦一侧广场重新开放当日,就有抗议者带着侮辱性标语抗议拜登政府。(Getty)

外交的目的是什么?是以,还是那前文提及的最根本的问题,“外交工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外交最重要的目的,必然是保障国家利益不受侵害,因应国际形势和国家发展趋势而营造有利的机遇期。

是以,当外部环境符合国家发展需求,外交官们自是可以“在装潢精美的密室里会谈”,迎来送往,以和善姿态广结良缘。而当外部环境越发险峻,当外部角色直接参与到对国家的遏制、颠覆、污蔑,令国民被拘押、殴打,企业被制裁、污蔑,国家被分裂、掠夺——外交官此时再不“与其他国家就国家利益进行斗争”,就与卖国无异了。

由美国独断世界,顺其者昌逆其者亡的时代已经结束,时值大争之世。大争之世,又岂容得外交仅是“请客吃饭”?

当然,凡事都须持中,需掌握尺度。这应该也才是习近平5月31日该言论的蕴意:能否辩证地看待中美关系?既对两国关系消极的一面予以驳斥,乃至主动出击,也对其积极的一面留以余地,予以鼓励。能否在为保国家利益向第三国施压,令其从“站队”走向“中立”的同时,也不要过犹不及,反将其推向敌对?能否在与外国官员及媒体交流的过程中,就不同的议题给出不同的答复,针对恶意质疑予以严厉驳斥,针对误会误解予以和善澄清?

一定程度上,这也就是“第五个现代化”,也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具化于中国外交体系时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严格、严苛,甚至是“双标”的,世上没有哪国外交官需要面临这样的要求,但中国向来讲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时处关键发展机遇期的中国,也需要这一代中国外交官担负这些要求。

新闻来源:多维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