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罗大佑在台北小巨蛋举行演唱会。(中央社)

1989年“天安门事件”过后,台湾歌手罗大佑投书香港《东方日报》,以《开戒》与《真言》两篇文章,痛骂昔日好友侯德健。

罗大佑在第一篇投书中写道,我们来看看这几个问题:

一、澳大利亚使馆没有被破门强行拉人的报告,是否上电视说没见有人死,是一个经过时间谈判后的协议?

二、他们会整死侯德健吗?他们会使“龙的传人”的作曲者成为六四事件最著名的殉难者吗?别忘了他投奔自台湾,“龙的传人回归龙地”,记得吗?

三、是谁毅然在最后加入领导绝食,并领导大家唱“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大家的话说了算”?是谁请所有的中国人“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四、是谁有这样的勇气与先见在六年之前就已投奔大陆?更大的勇气丢下前妻与一岁大的儿子?然后凭着这样的勇气以个人名义与文化部打官司来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说我忌妒侯德健的才华好了,别以为我会在乎。有些大是大非不搞清楚,人活着会很难过的。今天我丢下一些问题,明天正式开始臭骂。

在隔天的第二篇文章中,因不满侯德健在学运中的表现,罗大佑又提出质疑。

你的勇气呢?抛弃国民党投奔中共的勇气呢?唾弃共党投奔民主学运的勇气呢?抛弃前妻丫头及一岁大的儿子然后再婚的勇气呢?以个人和文化部打官司的勇气呢?在社会主义祖国敢开一辆红色奔驰跑车的勇气呢?

当初香港人呼吁打电话及传真告知被蒙蔽的大陆同胞,假设六百万人有十分之一打了电话,每通电话说服了十个人,而每个收话人又说服了十个当地人—这样也只有六千万人获知真相,你侯德健上一次中央电视台把这些努力全部搞掂还有余。你没种就别去领导绝食,事情会好得多,整个学运不会留下任何污点。

在文章结尾,罗大佑甚至爆出粗口,“侯德健,你把台湾和大陆的脸都丢尽了,我干你娘的,这叫什么作曲家?”

两篇投书的创作背景发生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侯德健时隔六年再度回到台湾,而此时他已经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士,很多人将其视为首鼠两端的政治摇摆者,包括直接开骂的罗大佑。

二十年后,侯德健谈到这段往事,说自己很伤心,他把这两篇文章也收录进个人自传《祸头子正传》的附录中。

时过境迁,历史无法改写,当中的是非恩怨想必在每个人心中也自有一把尺,但作为华语流行乐坛的两位代表性人物,他们当时基于个人价值判断作出的不同选择,早已超越音乐本身,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别印记。

从这两篇港媒投书中不难窥见罗大佑对“六四”的激愤,这是当时在反共思潮下的台湾社会普遍的心理状态,但彼时的罗大佑除了和其他港台歌手一样,通过写歌跨海声援,他终究没能如侯德健一样,在广场弹着吉他唱响《漂亮的中国人》,若论勇气,恐怕还不及侯德健。

事实上,在两岸尚未“解禁”的年代,侯德健已经在1983年踏上了大陆的土地,亲身参与到中国人的整体命运改造中。哪怕他后来给出的解释是“告诉你,我当时对大陆一无所知。就知道这是唯一不让我来的地方,所以我就偏要来。”

侯德健回忆说,东方歌舞团当时还给他开了份工资,每个月250元。他非常谨慎,没有领过一分钱。“我不给他们干活,不代表他们表演,所以这个钱我不拿。如果拿了钱,我非常清楚,我得为你做什么。”为努力避免成为符号,他试图以拒领工资这样一个小小的举措,与此岸的体制保持一点距离。

对照之下,当李双泽扔掉可乐,呼吁中国人唱自己歌的年代,《少年中国》与《美丽岛》在台湾都被列为禁歌,当时的罗大佑创作的方向却聚焦在风花雪月、小情小爱,他也并没有拿出勇气针砭时事。直到1982年以后,才由幕后的音乐创作走到台前,他无惧当时新闻局的歌曲审查制度,唱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歌曲,表达对台湾社会现象的看法,掀起通俗音乐文化的一股黑色旋风,但相对于对威权体制的冲撞,更多的聚焦在社会议题层面。

而在更早之前,侯德健所展现的则是超越两岸政治分歧的民族情怀。“台美断交”的上午,22岁的他花半小时写下了《龙的传人》。“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他的原意是直指近代以降的民族伤痛,奴才二字尤为刺眼,这是侯德健的一贯观点,因为先有了情愿做奴才的人,才出现了统治奴才的主子。

从龙的传人到六四事件时的异议者(请放大图片浏览):

时值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高潮,侯德健此前以《捉泥鳅》《归去来兮》等歌出名,《龙的传人》很快被新格唱片公司看好,并交由李建复以进行曲方式演唱。十天后,《联合报》刊出歌词全文。紧接着,时任新闻局代局长的宋楚瑜以“龙的传人”为题演讲,并亲自改动歌词,希望加上“庄敬自强”等国民党口号。侯德健拒绝了,还劝宋楚瑜说如果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如自己写首歌,为此遭到“封杀”。反而是在侯德健登陆之后,这首歌被更多的中国人熟知,影响力远比在台湾时更大。因此,罗大佑在投书中讽刺的“龙的传人回归龙地”,是根本没搞清楚此歌到底是如何走红。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侯德健接受大陆央视采访,他说自己当天一直在广场上,并没有目睹所谓坦克车的碾压。哪怕回到台湾,仍如此说。对照之下,那些从未亲身参与,只靠道听途说却侃侃而谈者,之所以对侯德健耿耿于怀,无非是他身上不能得到他们提前设定的答案,满足他们“反共仇中”情感投射,当时港台对“六四”的报道,如同“学运领袖王丹伤重身亡”,充满了各种至今看来令人捧腹的猜想与臆测,而罗大佑对侯德健为“中共”辩护是指责,反而更加印证了后者的那句话,“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我们为何要制造一个谎言来打击说谎的敌人”?

1990年,侯德健由一条渔船载回台湾。上岸的时候他双手举过头,表明偷渡身份。再后来他去了新西兰,过起恬淡的生活。而之后罗大佑反而是步侯德健后尘,在2000年移居北京,将事业版图扩展至中国大陆,只是时空环境的改变,没人再质疑罗大佑为何也“回归龙地?”

对于中国流行音乐而言,侯德健是真正的开门人。北京的摇滚乐手最早正是从他家的地下车库里听到了从香港带来的数百盘西方摇滚专辑,从侯德健这里学习了电子合成器的用法、真正流行音乐的编曲理念、演奏方法以及录音技术。然而,随着1990年侯德健的二度出走,他在音乐上的启蒙意义几乎被遗忘了。

从被驱逐出境到重回中国大陆(请放大图片浏览):

如一位大陆乐评人所说,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人们回顾流行音乐史的时候,已然“习惯性地把罗大佑视为台湾流行音乐的开启人,将《之乎者也》视为台湾流行音乐的第一张重量之作,以为流行音乐的文化关怀、抗议、评判、反省和思考,都是从罗大佑开始的”。

或许因为《龙的传人》过于开阔的视野、太过前瞻性地思考,随着他的离去,作为引路人的侯德健,被很多人忘得死死的。他的人生,也如他的身份一样,四川人、外省人、台湾人、华侨,斑驳复杂,一言难括。

30年后,当昔日的一众学生领袖遭遇沦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急先锋,他们将自己锁定在“反中国”的位置上进而渴望博取白种人的认同,这几乎是当代精神分析源起的伊底帕思弑父情结的翻版。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开始明白,民主不是众声喧哗可把一调;民主不是选举作秀、一人一票;民主之于两岸,更不是面对同胞之殷,还要予取予求,不谈结束分裂只论政经分离,昔日罗大佑那两篇声援六四的投书,如今再看,也至多成为一则笑谈。而最能让他闪亮的,毕竟还是音乐本身。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