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气候问题特使、美国前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9月3日结束中国天津之行,这也是他4月访问上海后第二次访华,主要和中国政府讨论气候问题的合作以及相关减排目标的设定。可能是因为上海之行和此次三天的天津行程并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克里在结束访问时抱怨,中国政府不该让政治影响彼此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在他看来,气候辩护问题比政治问题更重要。

克里此言可能是指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9月1日和他举行视频会晤时的一番表态。王毅当时再次提到中方向美方提出的三条底线和两份清单,称中美在气候方面的合作不能与两国之间的一般关系分开。王毅说,美方希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

其实,克里的抱怨完全是拜登政府的一厢情愿,也是克里这位资深外交官的一种误判。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需要各国通过外交努力协调应对其中的危机。这一过程肯定避不开政治,尤其是中美间的地缘政治博弈。

气候问题必然牵涉到大国政治,尤其是该议题的领导权和责任与义务的划分,都离不开地缘政治博弈。今年4月19日克里访问中韩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便在马里兰州乞沙比克湾基金会总部(the Chesapeake Bay Foundation Headquarters)发表了气候问题演讲。演讲中,布林肯强调了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力,提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美国外交的中心议题。

既然涉及到美国的领导力和外交中心议题,怎么会和地缘政治撇清关系呢?如果它和政治或地缘博弈无关,拜登为何在前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退出后又选择重回《巴黎气候协定》?包括4月底白宫气候峰会,其实也是拜登政府重塑美国领导力的一种努力,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夺话语权,从而促使联合国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减排目标。美国的右翼反对气候协议,其实也是考虑美国的政治利益。

而且,9月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也分别通过视频方式会见了克里。

韩正向克里提到,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信任为前提;中方希望美方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为双方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创造良好氛围。杨洁篪会见克里时提到,中美可以加强在气变、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等广泛双边领域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中国尊重各国的发展权和选择权,中国自身的发展权和选择权也必须得到尊重。

除了中国气候问题特使谢振华和克里的例行会晤与谈判外,中方能够派出韩正、杨洁篪和王毅分别接见克里,肯定不可能只谈气候变化的问题。尤其是杨洁篪的表态,就是在明确告诉拜登政府,气候议题、对华贸易与科技争端、人权和新冠病毒溯源等话题彼此都是有联系的。美国政府不可能将它们分开处理。王毅借绿洲和荒漠形容气候合作和双边关系,也是在告诉美方无法割裂气候合作与其他双边议题之间的关系。

当然,从当前拜登政府对华舆论造势来看,韩正、杨洁篪和王毅的这番态仍会被美国理解为中国的强硬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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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和中国打过多年交道的外交官,77岁的克里本该享受退休,却又被拜登委以重任,近几个月一直在呼吁中国加大减排力度。可能也是出于理想主义,拜登也希望在气候问题上担当一位成功的对话者,并且得到中国的理解。但他这样说未免有些急于求成。现在的中美关系已经不是他担任国务卿时的竞合状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9月2日提到,当前对华关系的特点就是有些领域对抗,有些领域合作,而且合作要符合美国自身利益,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克里此行告诉拜登政府,美国要想和中国开展合作,就必须要首先做出改变,考虑总体双边关系的温度。按照王毅的话说,就是球现在在美国手上,美国应该停止将中国视为威胁和对手,停止满世界围堵打压中国,采取积极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而且,从阿拉斯加会晤,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天津之行,以及中国驻美大使秦刚8月31日的首次演讲,到克里的两次访华,都可以看出,中方明确反对拜登“在应竞争的领域竞争,在可合作的领域合作,在必须对抗的领域对抗”的对华方针,也不认可美国从实力地位和北京对话的定位。

这是中国政府半年多来向拜登政府强调的一个主要信息。在此基础上,从克里的两次访华之旅来看,北京也在向拜登政府传达另一个信息,如果美国不率先做出改变,仅仅通过气候问题对话稳定和管控中美关系,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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