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大陆大刀阔斧进行整治,比如在教育行业上,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目标是“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简称“双减”),该措施被视为要整治教育“产业化”的乱象。

另一个则是针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甚至沉迷网络游戏问题,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此外,对于近期流量明星如吴亦凡的诱奸犯罪、郑爽通过“阴阳合同”获取高收益并被揭发有逃漏税事迹、赵薇则与资本市场往来密切获取暴利等等,这些在道德、法律上被视为劣迹,官方除了整顿娱乐圈之外,同时也对支持这些艺人明星的“饭圈”立下多条规范。

与此同时,大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9月2日公告,要求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从严整治艺人违法失德、“饭圈”乱象等问题,树立崇德尚艺的行业风气;并规定不得播出偶像养成节目等等。这些规定因为触碰到民众的生活界线,引此受到热议。

上述各种政策除了外界多揣测的打击资本之外,另一个特点便是他们都围绕着青年的生命在进行政策改革。比如,双减政策希望学童能在义务教育下有正常的学习,不用让各种校外补课占去宝贵时间;而禁止未成年游戏则认为过度沉迷游戏对成长不利;整治娱乐圈则在重新定性青年喜爱的流行偶像文化。

与此同时,在精神状态上,也不鼓励带有消极意味的“躺平”。这种种规定对追求自由的台湾民众眼中自然感到不可思议,认为中共正在越界,侵犯到“私生活”。而西方媒体的反应也大同小异,如美媒“彭博社”(Bloomberg)专栏作家高灿鸣(Tim Culpan)认为大陆管太多,习近平将变为终极“虎妈”;另一家美媒《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则认为中共正在塑造他们的下一代。

那么,从这些政策来看,官方希望年轻人应该怎么活?综合各种官媒评论来看,其给的模板是希望青年能像陆剧《觉醒年代》、《理想照耀中国》等百年建国前的年轻人一样追求理想、并将时间花在读书思考,为目标奋斗。不过,官方作为大家长立意良好,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环境在改变,要能达到理想的路径的挑战可能更大。

首先是中国当前国力相较百年不可同日而语,那种救亡图存的急迫已转变成“平视世界”的自信,在达到阶段任务后。尽管新中国仍面临诸多不确定的挑战、未知的前景,但在中共官方把持下,救国的急迫感减少了,而青年也部分受到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影响,如何维持“强国”意识高张力的能量是问题。

其次则是物质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化。现代数位3C产品兴盛,甚至中国步入都市化、互联网发达后,在发展、基建与制造业加速冲刺下,基本上也很难如前人有单纯的山林田野环境能常郊游,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后遗症,位居都市的青年饱尝贫富差距的辛酸,下班后常是凭借手机追剧与网上游戏来纾解压力。休闲娱乐除了追逐偶像的生活姿态外,普罗小民很难找到更远大的目标。

2021年5月3日,哈里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Halifax The Forum,HFX)于推特(twitter)释出影片,宣告蔡英文获颁“麦凯恩公共服务领导奖”(John McCain Prize for Leadership in Public Service)。蔡英文于脸书表示,“民主和自由,就是台湾立足世界的最好奖章”。(Facebook@蔡英文 Tsai Ing-wen)

事实上,官方的用意或许立意良善,希望能鼓励青年创新、增进技术能力,找到属于自身的理想与初衷。但中国社会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后,正如资本主义会遇到的困境般,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异化”,作为主体反而迷失方向。

今日,中共这些整治可视为内部改革,或许被一些人认为过程粗暴,这让台湾或西方崇尚自由的民众认为是“箝制”、“打压”。可是台湾长期处在民主自由底下,也需重新思考到底“自由”的界线何在?虽然中共的措施会被认为有侵害自由之嫌,但台湾自由是否也需划定边界?对公、私领域的认知是否应该截然划分?

另个层面是,也要思考暴力背后,官方希望民众能过上对国家而言有意义的生活,当然以国家之名、或是官方可能治标不治本的强制手段或许会引起某些民众抗拒与不适。但这其实倒逼青年要去思考,到底未来每天最珍贵的24小时该如何度过,如何才能算是过上实现自我价值,同时造福社会的良善人生?这个课题不光是国家给的,民众也需要给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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