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但是它的幽灵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VCG)

中共高层决定在11月份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总结百年经验教训,这被视为中共继1945年、1981年后宣布第三个“历史决议”的信号。回溯中共百年期间,惊涛骇浪的历史事件以及党内路线斗争层出不穷,而拟推出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又将向世人展现怎样的历史交代呢?

这其中,尤其是近年中共官方表态闪烁摇摆的“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争议最大,因而也最受关注。

近思录专页|通古今之变 思治乱之道

六中全会可能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的信号,是在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释放的。此次月度中央政治局会议披露今秋六中全会仍然按惯例以党建为主题,“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

正如人们所知,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在1945年、1981年主持制定过两份“历史决议”。1945年4月份,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旨在解决中共建党以来历次路线斗争造成的党内思想混乱,它同延安整风运动等一同对这段历史作出了“结论”。

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为中共建政以来(也即是毛泽东主政时期)历次主要政治事件“下结论”,尤其是清除极左思想毒害、反思“文化大革命”。

两个“历史决议”文件自通过之时起,一直作为中共“正统”历史观的纲领,对于结束全党全社会思想混乱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一方面,两个“历史决议”并没有彻底终结历史遗留问题,更加没有彻底终结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若干分歧,甚至连官方的定性也出现反复;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不得不面对新的执政考验,在长达40年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中引起不少的争议,迫切也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前者如“文化大革命”。我们知道,当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然对“文革”作出结论,但是先不提这一“结论”在一些人看来具有某种妥协性、不彻底性,更重要的是,从民间到官方,有关“文革”的争议并没有结束。温家宝执政末期曾公开就当时的“左右纷争”警告说,“‘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从2018年开始,中国官方重修历史教科书,对“文革”的定性描述也悄然发生了与“历史决议”不甚相符的表述,甚至有刻意淡化“文革”回避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迹象。其中,初中八年级《中国历史》(下)教科书对“历史决议”的“歪曲”最为明显,它说,“‘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挫折,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它的发动,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很短,因为在探索中走了弯路。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

高中一年级“人教版”教材也存在类似的模糊处理,它将“文革”视为“民主法制曲折发展”的一部分,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错误地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为此,他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

当然,我们看到2020年新版部编高中历史教材已基本恢复以往表述,坚定地认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但是,那些“突破”以往“历史决议”的表述是否反映了中共高层内部对“文革”的分歧,又是否会对当下学生造成新的思想混乱呢?

与之相若,后者如在六四事件的定性上,中共近年的措辞也似乎在发生微妙变化。

1989年政治运动发生时,中共对其定性是“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比如“四二六社论”即称“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此后,中共一度淡化事件,以“政治风波”称之,很少使用“反革命暴乱”等严重定性。

然而,2018年改革开放40年大事记、中共一百年大事记以及李鹏讣告,中共都逐步恢复了对六四事件的以往定性,其表述为“春夏之交,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也即是“政治风波”“动乱”“反革命暴乱”间杂使用。这是否反映了中共高层认知发生了变化?

六中在即,恐怕这次历史总结会给予人们一个更为清晰的答案。当然,更重要的是,见微知著,如果的确发生变化,这将意味着怎样的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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