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本土“高端疫苗”自开打以来严重不良事件频传,不过,当舆论焦点集中在高端之余,一方面忽视了其他厂牌疫苗同样发生许多不良反应案件,也对民进党政府后续处理缺乏监督。截至当地时间8月29日为止,台湾接种疫苗后死亡人数高达683人、严重不良事件一共2,816件,后续救济处理该如何进行,逐渐受到台湾舆论关注。

台湾生产的高端疫苗大规模施打后,不良反应引起社会关注,然而高端不良反应目前通报案例,仅占疫苗不良反应的极小比例,后续所有疫苗的救济将会更受重视 。(吴逸骅/多维新闻)

拉高补偿金额 为求尽速厘清死因

在中国大陆已逐渐将预防接种补偿由各省“财政补偿”转换为“保险补偿”之际,台湾的疫苗接种救济制度仍有不少公权力色彩,流程上是要求疫苗厂商预先提拨一定比例疫苗款项充作“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基金”,个案认定由地方政府呈报到中央政府,经“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审议小组”(委员19至25人)审议,且须在半年内完成(必要时得延长最多三个月),最后再按照不同基准拨付补偿金额,最高达600万新台币。

虽然台湾卫福部曾在7月底预告要修正“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基金征收及审议办法”,将新冠疫苗施打死亡并经过解剖者,直接给予新台币50万元“丧葬补助费”,较原规定的30万元大幅提升,但是该办法修改的动机是“为尽速厘清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COVID19)疫苗接种后死亡个案之死因,确认依法专案核准制造或输入之疫苗安全性”。

提高“丧葬补助费”,虽然是鼓励死者家属将遗体送往解剖以“厘清死因”,但是2月18日该“审议办法”已经修正过一次,新增预防接种与受害情形“无关”的审议条件“衡酌医学常理”、“医学实证未支持其关联性”,这赋予审议小组很大的空间裁量新冠肺炎疫苗究竟是不是致死的原因,也使得标准更加模糊。尤其,该审议小组的名单充满争议性,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在8月30日召开记者会指出,上述小组24位委员名单,除了屡屡在媒体与互联网帮民进党政府疫苗政策辩护的民进党前立委、妇产科医师林静仪名列其中外,更有两位高端疫苗试验主持人,质疑这是“球员兼裁判”。

民间要的跟政府要的不一样

然而,若从受害者的角度出发,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对于疫苗施打后的死亡案例,除了必须找到真正的死因外,显然也希望能够增加赔偿,例如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消基会)建议,对于申请受害救济补偿案件“从宽认定”,尽速给予救济,早日让受害者及其家属安心、平息社会的不安。

但这样问题就来了,若要“从宽认定”,其实就必须要承认疫苗施打与死亡案例具有关联,如此方能增加给付额度,而这背后正是各国政府所不言说、不越过的“默契”,毕竟一旦承认疫苗有致死风险,则持续鼓吹民众施打疫苗的各国政府,将会被控为杀人凶手、甚至面临排山倒海的政治压力。

事实上,中共曾强调对疫苗接种产生异常反应,是疫苗本身固有特性引起的,故政府“予以一定经济补偿,不是赔偿”;美国政府对于新冠疫苗施打后的不良反应,强调“免疫接种后向VAERS报告的不良反应,并不一定意味着是疫苗引起了健康问题”;日本厚生劳动省对于因施打疫苗造成死亡的案例,也强调“死亡案例与疫苗的关联还是不明”,民进党政府当然也就亦步亦趋。

台湾大规模接种疫苗后死亡的案例频传,但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并没有证据证实死亡与疫苗有关,呼吁75岁以上长者尽速接种。(吴逸骅/多维新闻)

频频修改规则 不应再玩分类游戏卸责

目前台湾对于疫苗施打后死亡案例的后续处理结果,政府资料与媒体相关报道都很少、法医解剖的报告很多也未公开,政府审议小组更是没有明确的公布研判标准,只是将严重不良反应者,以非常多的疾病分门别类;至于死亡案例,台湾疫情指挥中心8月26日指出已解剖149例大体,强调94例与慢性病相关,其他几乎各种因素都有,包含呛噎窒息、疑似肺炎、心肌梗塞等,但最后还是有7例死亡原因“尚待厘清”。

从台湾的做法来看,对于新冠疫苗接种后致死或严重不良反应的情况,调查速度并不快,尤其“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审议小组”集会频率为每月1次、根据其会议纪录,每次仅报告或讨论30余例,大部分的案例,根据“综合研判”结果,最后都是不予救济。目前该审议小组的会议都还未讨论到新冠疫苗,这样的速率,放到近3,500例与接种疫苗有关的严重不良反应与致死案,其审查进度可想而知。

但在法律期限规范(六个月内)与民意压力下,加速审议势在必行,届时如果发生粗制滥造的审议结果,将会继续减损政府的公信力,而若大部分的案例都“不予救济”,也可能引起民意质疑甚至反弹。因此,该处理数千例的受害者救济,将会是蔡英文政府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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