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在大规模推动共富计划, 以兑现共产主义承诺。它将这视为历史使命。(AP)

北戴河休假之后,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正式将中共第二个百年的工作重心——“共同富裕”提上日程。面对“共同富裕”,人们的普遍疑惑是:究竟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促进共同富裕?背后有着怎么样的动机与逻辑?又该如何避免可能的陷阱?就中共官方公布的简要内容来看,目前还只是在“破”,比如强调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更不是杀富济贫。至于如何“立”,如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还有待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基础上给出进一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值此之际,多维新闻推出系列文章,以期从政治、理论、历史、文化以及中西对比等维度展开论述。此为系列文章第七篇。

从整顿资本“无序化扩张”,到重罚娱乐圈“阴阳合同”等偷漏税行为,这一切都让人们感受到中共重定财富分配规则、兑现“共富”政治承诺的努力。

事实上,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正在悄无声息地加速推进“共富”计划。

这已经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乃至争议。改革开放40年多年间成长起来的新贵阶层似乎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一种“被剥夺感”,其中一些人甚至还表现出抗拒心态。而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认同其市场经济价值和自由主义观念的信徒,则更是认为,这象征着中共对改革开放既得利益阶层个人利益的剥夺和自由的压制。

在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并立中,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被认定人类自由价值的天敌。

事实上,在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看来,共产主义运动非但不是人类自由价值的天敌,反而是人类全面自由的真正追求者和实践者,而共产主义本身便是“自由人联合体”。

它要求实现人类的终极价值,即人的本质,而非其他,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在此要求下,所谓人类全面自由就要摆脱三层“束缚”或者说禁锢,第一层是自然上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突破,摆脱经济财富的束缚;第二层是社会上的,对基于所有制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超越;第三层则是在人性上,对自我的精神超越。

它认为,这才是全面的、彻底的人性解放与自由。在这其中,经济自由虽不是自由的全部,却是一切自由的根基与前提。

相反,西方自由主义从一开始便主张的是部分人的自由。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实际上以财富和权力关系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阶级阶层关系、剥削被剥削关系、统治被统治关系等。也就是说,决定一个人和群体自由的乃是“物化”的附着物,而不是人性自我。它无法帮助所有人实现对这些“附着物”的超越和禁锢,“自由”只能被异化为一群人利用财富与权力优势实现对另一群人的自由权利的凌驾乃至侵夺。

最终,这种“自由”很难从根本上避免阶级的固化,矛盾对立的加深,乃至全球性的社会危机。当然,近百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深度调整财富和权力分配,缓和社会矛盾,成效颇大,然而,百年后,社会危机重新降临,从美国到西欧,民粹主义的崛起,就是对一种“反叛”。

所以说,西方自由主义者眼中的“自由”是一种不完整、不彻底的自由,甚至是充满谎言的“伪自由”——无产者的“自由”空间难道会比有产者的“自由”空间等量齐观吗?

基于此,共产主义运动试图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对资本主义发起“挑战”,彻底摧毁已经形成的各种藩篱。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当然,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

自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孕育其对立面后,各种形式工人运动乃至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层出不穷。但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很多高举共产主义的尝试都失败了,或者走了不少弯路。

总体而言,马克思并没有清晰地指出推行社会财富按需分配、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途径,而革命文化因为它的优势成为很多政党的选择。它试图以极端的暴力革命和强制改造,人为加速历史进程,而不得不选择以专政方式采取“揠苗助长”的方式剥夺所有人的财富与自由,结果普遍适得其反,出现了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均贫”局面。

改革开放正是建立在中共对既往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它承认了“揠苗助长”的方式无法帮助人们实现财富的理想分配模式,无从谈起人类的全面解放与自由。如今,40年改革开放积累了相当的物质财富,这是经济自由的物质基础,当然也只是第一步。人们期待,中共最近的“共富计划”不是一种强制性的“杀富济贫”,而会是一种真正的全民协调的增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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