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21年4月份通过了《海上交通安全法》的修法,该法规预计于同年9月1日生效,法规内容详细列举了外国籍船舶进入中国领海时,需要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的事项,适用对象函盖了潜水器、核动力船舶、载运放射性物质的船舶,以及“运载散装油类、化学品、液化气体等有毒、有害物质的船舶”,另外还有“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规定的可能危急中国海上安全的其他船舶”等。

中国人大常会通过《海上交通安全法》的修法,该法将于9月1日起适用,引发关注。(中新社)

“传统国家安全”视角下的《海上交通安全法》

此一法条引起了台湾的一些智库团体、绿营政治人物的注意,台湾国防部辖下的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的所长苏紫云就曾指出,中国试图利用法律扩大灰色的冲突空间,各国也将担心此法将成为海上冲突的不定时炸弹,也称该条文迳自将“管辖海域”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中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更点出中国在南海领域创建岛礁,若在该区域适用此法,将严重影响各国在该区域的自由航行。

民进党籍立委王定宇指出中国修改的法条既愚蠢也不利己利人,更向北京呛声道“敢打卡尔文森号吗”。(吴逸骅/多维新闻)

而一向夸夸其谈的民进党籍立委王定宇,直接指出中国是“国际麻烦制造者”,认为此举是损人不利己的愚蠢行为,给印太地区增添不安定的变数,并且表示若各国不理会中国的规定,中国会对其开火吗,还直接挑衅问到“敢打卡尔文森号(USS Carl Vinson CVN-70)吗”。

若从注重传统国家安全思维的“西伐利亚主权体系”(Westphalian sovereignty)架构来看,台湾方面的说词并非全无基底。以“疆界”思维构筑的国际体系,仍是当代国际关系主要的思维架构,这种架构下的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是否得到普遍承认姑且不论),而所注重的为处于“高阶政治”(High politic)的国家安全,这种类型的国家安全所包含的,即是各国之间的盟约、和平、竞争、战争等事项,属于狭义的“传统国家安全”。至于属于“低阶政治”(Low politic)的国内政治事务,包含经济、社会福利、卫生、教育等等,则并非其关注范围。

非传统安全威胁苦人类久矣,《启示录》中的天谴四骑士象征着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但国际关系却往往仅重视战争。(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但是,当前国际关系学术界的思维,也开始探讨“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存在,这类安全威胁往往是跨疆界的,行为主体也并非众所认知的主权国家。这类的安全威胁包括气候变迁、环境污染、毒品走私、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跨国公司商业行为等,皆非一国封闭国境,在自家内自行其是就可解决的问题,如当前威胁全球的Delta变种病毒株,即当是各国应当倾力合作,共同对抗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事实上这类威胁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一直存在,《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第六章中就存在着“天谴四骑士”(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分别为瘟疫、战争、饥荒及死亡,不过吊诡的是,在国际体系的发展思路中,却经常仅关注“战争”的存在。

正视“非传统国家安全”的修法引发话语权之争

中国人大的修法,从内容上看,可以视作中国试图把“治理能力”投射到海洋上。法规赋予中国的海事监管部门执法有据的底气,让其可以要求可能载有有害物质、或者来路不明的船只进行资讯批露,让中国在至少自己可以管得到的范围内,对船只进行追踪跟监,从正面的角度来说,意味着若船只发生事故,内装有害物质有外泄之虞时,中国政府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出动,对船只、船员、货物及海域生态进行保护监测。

精准的进行追踪,以对需要救助的船只进行帮助,应当才是《海上交通安全法》的修法目的。(新华社)

要特别提及的一点是,有害物质一旦泄漏,可是不会管哪个海域是公海、领海或经济海域,而是无差别的随着洋流飘哪就是哪,如果等有害物质漂流到经济海域或领海才进行处置,那通常是为时已晚,因此在扩大管得着的范围,并且在这一范围内确保能精确的对海事的伤害源头进行管理处置,应才是修法目的。

换言之,这是个在海事上,加入了非传统安全要素的考量,并主动对其进行控制的举措,也是中国试图在自己所能行的范围内表示实际行动,展现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与其说是“国际麻烦制造者”,不如说是“协助解决国际麻烦者”。

只是对于把持着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权的西方国家来说,这无疑是“踢馆”的行为,因为“疆界”思维仍旧根植于其对外体系中,“权力斗争”仍是国际现实主义的话语,与其“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雨露均沾”,他们更是信奉“我自己的蛋糕必须比别人的都大”,因此美国不断的对中国发动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尽管产业界不断声明此举会损害总体经济发展,不符合成本效益,但是信奉“现实主义”的西方传统强国,仍旧不愿放弃意识形态上进行斗争博弈思维,对于中国“损害传统国家安全”的行为指手画脚,而真正难以控制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则是次要考量,这从今年日本将含氚的废水排入太平洋中,“持有自由民主价值”的西方国家们仍旧选择争只眼闭只眼,可见一般。

“传统国家安全”VS“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威胁 孰轻孰重

依附着“疆界”思维及“传统国家安全”因素,勉为其难的维持其主体性的台湾,则深刻的被嵌入在各方面与中国斗争的漩涡中,仅能在传统安全的范围内挑刺,并且偷换概念把军舰航行置入其中,对北京呛声“你敢打卡尔文森号吗”。不过,即便卡尔文森号真的进入中国的管辖海域内,中国的海事单位也累积了相当数量跟监他国船只的经验,开火想必也不可能是第一选择,这应当不劳王定宇费心。

而航空母舰作为投射“

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航母,曾在2020年3月爆发舰上官兵集体染疫,一度陷入瘫痪,被讥讽为美国海军版的“钻石公主号”。(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传统安全”的利器,遇到“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干扰,照样要缴械投降,例如2020年3月下旬,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罗斯福号”(USS Theodore Roosevelt CVN-71)就爆发舰上官兵集体感染新冠肺炎,最终只能停靠关岛进行检测消毒,太平洋舰队一度陷入无船可轮换的窘境;近来“绕境”南海区域,欲开往韩国釜山的英国航舰“伊莉莎白女王号”(HMS Queen Elizabeth R08),也同样爆发舰上官兵染疫,最后只能悻悻然的掉头到关岛整修消毒。

上述这些维持“传统安全”的利器,却反过来成为可能散布“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温床,甚至成为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干扰。当加慎思,若是载有危险物质的船只在“无人可管”的海域出事,这些物质随洋漂流到不知何方,所带来的潜在威胁,还要比中国强硬限制航行自由要来得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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