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北戴河休假之后,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正式将中共第二个百年的工作重心–“共同富裕”提上日程。面对”共同富裕”,人们的普遍疑惑是:究竟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促进共同富裕?背后有着怎么样的动机与逻辑?又该如何避免可能的陷阱?就中共官方公布的简要内容来看,目前还只是在”破”,比如强调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更不是杀富济贫。至于如何”立”,如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还有待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基础上给出进一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值此之际,多维新闻推出系列文章,以期从政治、理论、历史、文化以及中西对比等维度展开论述。此为系列文章第五篇。

“共同富裕”一词在最近几年成为中共热门的政治话语,不仅将共同富裕列入了国家发展规划,而且还推出了浙江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示范区。但似乎外界一说起共同富裕,就想象为”打土豪、分田地”式的绝对平均主义。然而,不论是从中共官方文件中,还是政治表态中,共同富裕都绝非指经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而是强调社会公平,生活富足。

习近平在8月17日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习近平说,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概言之,共同富裕既不是金字塔顶尖上少数富人的富裕,也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式的贫穷+平均主义,而是一种以社会公平为原则主导的富裕社会。为此,习近平提供了一整套保障社会公平的分配制度的安排,要求”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这构成了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思想的简单表述,而共同富裕思想的文化起源,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中国文化传统。

中国素来有追求公平的政治文化传统,儒家理想追求的是大同社会,孔子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朴素追求。但这中间有政治上的平等、公平和经济上的平等两层含义。很多人把孔子的”均”等同为后世的”均贫富”思想,乃至于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张”平均主义”的佐证。

但其实儒家的思想正好与”均贫富”相反,孔子追求的是政治上公平,经济上的各得其分,而非财富上的平均主义。孔子批评季氏”为政不均”,身为鲁国士大夫却逾越礼制,架空了鲁国国君,所以才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名言,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均”的解释也是”各得其分”是为”均”,因此,孔子讲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追求的政治上要公平,不能逾越法治,”克己复礼,各安其分”,而经济上则是不超越本分之外的富足。

而这也是《礼记》中所说的大同社会所应保持的”政治公平、社会富足”的思想。大同世界政治上追求政治平等,正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男有分,女有归”,在社会目标上达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大同世界还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平等、社会公平、生活富足”的理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而这也成为中共”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来源。

有人把孔子的思想看作“平均主义”其实是一种误解。(多维新闻)

很多人也很认同这种理想,只是人们都认为这个理想太高了,难以达到。而且很多人担心,大同理想在操作中容易把政治平等的追求改变为财富上的绝对均等,引发对富人的仇视。比如宋朝钟相起义时提出的”等贵贱,均平富”,清朝末年洪秀全起义时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都带有农民群体所盼望的”平均主义”色彩。

但要说的是,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中,并不存在平均主义。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唯有农家的许行主张取消分工,强调”绝对平均主义”,墨家的墨翟主张取消人之间的差别,施行”兼爱”,但他们的思想都受到了儒家”亚圣”孟子的猛烈批评,认为他”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

第二个层面的来源是中共的政治文化。

作为中共意识形态来源之一的马克思政治学的经济理念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公平”二字。马克思在在1875年出版的《哥达纲领批判》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设想,而它也成为中共”共同富裕”思想的第二个来源,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绝对不是平均主义,而只是社会公平的一种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最强烈的政治追求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多维新闻)

马克思曾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试图剖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是如何剥削劳动者的,而直接的问题是出在”分配”上的不公平。劳动者所应分得的比例,很大一部分被资本家剥夺占有,因此他认为这种体制是不公平、不正义的,这也是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试图以公有制经济和按需分配来取代资本主义生存和分配方式。

其可行性如何暂且不论,但对社会不公平的经济来源分析的十分深刻,这也受到了21世纪的普遍认可。正是因为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不公平,所以经济上贫富分化不断拉开,进而造成或者巩固了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是整个结构性的矛盾。

第三个层面是中共的革命实践。

中共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贫富分化的批判之后,在革命时期就开始对农村地区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进行土地革命,主要是对农村土地在地主和农民之间进行重新分配,由此争取到广大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的支持,从而为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想的错误理解,中共在建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开始实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制,按需分配,但后来发现这不符合人性,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造成巨大浪费,资源根本供不上消耗。最后宣告了这种实践的失败。

毛邓习时代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社会公平的追求。(Reuters)

到1978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打破大锅饭制度,鼓励效率和个人努力,而到20世纪八十年代末,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这成为共同富裕的最经典表述。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此后,中共形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思路。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问题日益浮上台面,人们对中国经济结构造成的不公平日益不满,很多人开始要求社会公平,为了回应中国社会的呼声,也为了兑现中共的社会主义承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开始更多强调社会主义的政策,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在扶贫、小康社会建成之后,共同富裕被正式提上台面。当然,习近平在青年时代所受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熏陶可能对他力推共同富裕的政策不无关系。

以上三个层面构成了习近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来源,不过,习近平这个时代再谈共同富裕,当然就与传统社会的大同社会、毛泽东时代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不同,他面对的是现代的经济结构,这种由工业经济、城市经济、服务经济等统合而成的复杂社会结构,是人类在农村经济结构之后的更高层级的经济体系,中国需要将传统的共富思想与今天的经济结构更好融合,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关系,通过现代化的经济治理手段来调节经济社会的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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