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左)与1940年代(右)在中国新疆建立的短命“东突国”的地理位置。(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东突”分裂主义理论产生后,20世纪30至40年代,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东突”分子利用当时新疆混乱局势,曾先后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两个分裂政权存在时间虽然很短,但影响至今。

1931年,新疆东部哈密暴动,甘肃回族军阀马仲英率兵进疆,战乱使新疆社会经济受到剧烈冲击和破坏,各类社会民族矛盾激化。1933年暴动扩大到南疆。暴动一开始,一些“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秘密分裂组织即插手其间,利用战乱,篡夺暴动的领导权,将暴动导入一场分裂运动。

1933年8月,英国政府利用战乱局势,借助印度商人与南疆的往来联系及与当地各界人士的关系,大肆宣传“双泛”思想,煽动南疆独立,并提供活动经费。1933年11月12日晚,在英国驻喀什领事馆的策划下,“东突厥斯坦独立协会”在喀什举办了一场名为“民族之夜”的晚会,以沙比提大毛拉(Sabit Damulla Abdulbaki)和穆罕默德·伊敏(Muhammad Amin Bughra)为代表的“东突”分子宣布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由于外来势力的插手,新疆暴动者特别是南疆暴动者的反苏倾向日益明显。苏联报告中列出了以下各种情况:一、在南疆起义民众队伍中有大量与苏联境内居民有亲属和其他关系的移民及中亚反苏分子,其中喀什境内有6万名苏联吉尔吉斯移民;二、英国插手南疆起义,并有在南疆建立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穆斯林国家的意向;三、苏联国内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反苏势力头目已在喀什开展活动,他们有可能组织力量从中国喀什方面对苏联领土进行偷袭。

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形成了支持新疆地方政府镇压暴动维持新疆统一的政策。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与德国、日本的秘密接触,更引起了苏联方面的警惕。从战略上考虑,苏联认为德国和日本将对其西部与东部领土构成某种威胁,所以不能容忍德国、日本势力染指苏联的“软腹部”中亚及周边地区。

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苏联两次出兵支持盛世才击溃其对手张培元、马仲英在北疆的势力。随后,苏联支持盛世才统一新疆的行动在南疆展开,矛头直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翻越天山向南疆撤退的马仲英主力捷足先登,自阿克苏退往喀什的马福元部与坚守疏勒的马占仓、马绍武部汇合。2月6日,马福元等兵不刃血地占领喀什回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瓦解。沙比提大毛拉被捕后押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处死,穆罕默德·伊敏逃亡印度。

自民国以来,杨增新、金树仁治理新疆期间与国民政府鲜有联系,新疆俨然成为西北独立王国。而盛世才主政新疆后,为了维持其在新疆统治地位,避免遭国民政府撤换,以及解决新疆长年战乱造成之财政困境,实行投靠苏联的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盛世才亦向中共招手,大批中共党员包括陈云、陈潭秋、毛泽民与林基路等进入新疆,并在迪化成立八路军办事处。而苏联在大力援助新疆的同时,有计划地插手新疆事务,意图并吞新疆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不过,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认为苏联岌岌可危,转而投靠国民政府,一方面逮捕并杀害陈潭秋、毛泽民与林基路等中共党员,另一方面以苏新合作案须向国民政府呈报为由,要求苏联撤离驻扎在新疆的军队、专家、教官、顾问及医生等,苏方人员亦因苏德战争吃紧迅速撤离。苏联此次插手新疆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埋下了后来借三区革命反扑的种子。

2021年4月2日,中国国际电视台播出第四部新疆反恐纪录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微博@CGTN视频截图)

1944年,抗战开始进入反攻阶段,中国极度缺乏运输工具,盛世才在新疆强制开展献马运动,引起少数民族不满。而苏联在1943年解除斯大林格勒之围后卷土重来,再度将触角伸向新疆,积极扶植亲苏联的新疆各少数民族人士,组织各种武装及政治组织。苏联一方面在新疆制造紧张气氛,利用新疆民众对盛世才的憎恨,迫使国民政府将盛世才调离新疆;另一方面鼓励深受迫害的当地民众起义反抗,建立独立政权。

1944年8月,北疆乌拉斯台少数民族开始暴动,苏联迅速组织大批人员赶往阿拉木图指导暴动,训练暴动人员。1944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伊宁发生暴动,蔓延至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形成三区革命。1944年11月12日,艾力汗·吐烈(苏联乌兹别克人)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该共和国宣布成立日期与1933年在喀什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同日,其内在联系一目了然。

苏联最高领导层不但策划和组织“伊宁事变”,而且在物资、军事技术以及军事指挥方面也给予支持。1945年9月,三区连成一片,国民党守军被歼,在迪化唾手可得之时,苏联转而约束“民族军”停止进攻,应国民政府所请,主导三区与新疆地方政府和谈,促成事件和平解决。

有观点认为,苏联对三区革命的态度发生逆转,除了中苏于1945年8月签订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作出从三区革命中脱手的保证并说服三区讲和之外,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对苏联中亚地区亦有威胁。假如新疆形成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将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另外,也有观点认为,二战结束以后,苏联改变以往不支持中共的政策,借中共筹码强化其对华外交的影响力,制衡国民政府之“东突牌”逐渐被“中共牌”所取代,这也是苏联后来放弃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原因所在。

新疆是中国打击“三股势力”的最前沿。

1946年6月,三区政府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但三区一直维持事实上的独立,直到1949年中共和平解放新疆为止。

中共建政后,“东突”分子不断实施各种分裂破坏活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新疆制造了多起叛乱,他们的口号是“维吾尔人应该在星月旗下团结起来”“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主政新疆的王震在平叛问题上绝不手软,众多“东突”分子逃亡境外积蓄力量。60年代,在中苏关系破裂的背景下,新疆先后发生了“伊塔事件”、“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叛乱、南疆阿洪诺夫集团武装暴乱。70年代,中美关系逐渐改善,苏联忙于与美国争霸无暇他顾,新疆局势大致安定。

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扩大以及对外交流的增加,“东突”分子纷纷潜回新疆,借机制造骚乱。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出现五个独立的以“斯坦”命名的民族国家,这对“东突”无疑是一个极大刺激。此后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频发。自1990年至2016年底,“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共制造数千起暴力暴恐事件,大量无辜民众被害,数百名警察殉职,财产损失无法估算。

面对严峻形势,中国政府于2014年在新疆开始设立被称为“再教育营”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教授普通话与汉字、法律知识和职业技能,取得良好效果,过去四年多来新疆也未再发生一起暴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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