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北戴河休假之后,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正式将中共第二个百年的工作重心——“共同富裕”提上日程。面对“共同富裕”,人们的普遍疑惑是:究竟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促进共同富裕?背后有着怎么样的动机与逻辑?又该如何避免可能的陷阱?就中共官方公布的简要内容来看,目前还只是在“破”,比如强调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更不是杀富济贫。至于如何“立”,如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还有待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基础上给出进一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值此之际,多维新闻推出系列文章,以期从政治、理论、历史、文化以及中西对比等维度展开论述。此为系列文章第四篇。

建党百年庆典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共同富裕成为中南海又一个发力的执政课题。图为2021年7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习近平身穿灰色中山装被认为是“致敬毛泽东”。(新华社)

8月17日的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再次提及邓小平当年推动改革开放时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说法,宣布在完成脱贫攻坚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之后,“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成为摆在中共案头的新的执政目标。

中共要将“共同富裕”从口号变为现实,引起全球舆论的关注、解读甚至误读。其实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共一项宣传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是自己的执政目标和本质要求。

从字面意义上讲,“共同富裕”就是指所有人都过上幸福、宽裕、美好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中国战国时代的《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马克思在1875年出版的《哥达纲领批判》提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设想。这些都给中共“共同富裕”概念以启蒙。

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有关毛泽东的话题逐渐增多。(左:微博@新华视点/右:视觉中国)

什么是中共概念中的“共同富裕”?查阅资料可以发现,习近平今时代的“共同富裕”和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当年的共富除了在价值追求上相同,定义和实现途径都已被时代画出明显的鸿沟。

毛泽东1953年12月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曾提出过“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956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把中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上来,实现共同富裕。

可惜的是,中国生产力尚未从多年战乱中完全恢复,加之毛泽东对共富的认识受到前苏联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思想影响还有强烈的原教旨成分,在行动上也急于求成,从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用以及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中共八大之后的“大跃进”以及十年文革不仅没能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反而破坏了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导致了经济倒退现象。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看到日本工业的发达,邓小平“下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图为邓小平(左一)在日本期间见松下幸之助(右一)。(视觉中国)

1978年开始,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打破了之前中国政治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使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共同富裕”从政治口号变为可能。1985年3月的中国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继续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行先富带动后富,这就是外界大多数人都了解的“先富后富”论。

不过中国国民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及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也随时随之出现。如何兼顾经济发展效率与收入公平性,在中共内部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最典型的案例是中共十八大前夕,以“先做大蛋糕还是先分好蛋糕”为焦点的“蛋糕论”之争,在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间隔空爆发。

2012年3月11日,薄熙来(左)、汪洋参加中国全国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当时的薄、汪隔空“蛋糕轮”之争被认为是中共内部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Getty)

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会在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今年8月17日的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认为,习近平时代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会提提出“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

习近平时代的“共同富裕”概念,首要面对的就是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当然,此处的“不均衡不充分”,已经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图为2021年7月31日,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的湖州朗田服饰有限公司,工人在流水线上生产童装。(新华社)

习近平时代的“共同富裕”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前提,“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从这种表述可以看出,在面对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或者说“不均衡不充分问题”问题,今天的中共高层继续重视如何提高发展的“充分性”。习近平显然已经认识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一场复杂程度和实现难度远超过“改革放开”的政治课题。所以8月17日的会议提出“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

所以,习近平时代的“共同富裕”不会是片面依赖单纯的行政命令甚至国家暴力推进,而是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现代化国家治理行为实施。“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即在三次分配中以鼓励为主,保护合法致富。

这些都和毛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本质上,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承接了邓小平,超越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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