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从那时起,新疆开始成为中国疆土的一部分。此后,在漫长历史岁月中,每逢中原王朝衰弱时,新疆地区往往出现少数民族乘机而起建立的割据政权。清初,额鲁特蒙古(西部蒙古)曾在伊犁地区建立准噶尔政权,并强极一时,长期与清朝对峙。

乾隆收复新疆

1745年以后,准噶尔政权陷入内乱,乾隆帝抓住有利时机,并于1757年将其一举荡平,统一新疆地区。1759年乾隆帝又派兵平定大和卓木与小和卓木(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叛乱,把天山南部重新纳入清朝版图,巩固国家统一。此后,除了张格尔(大和卓木之孙)叛乱之外,新疆局势大致平静。

全面反映清朝乾隆时期平定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奇叛乱以及平定天山南路回部维吾尔大小和卓木叛乱的重大战争场面的《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故宫博物院)

1856年,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推动下,云南回民事变爆发,迅速波及贵州、四川,乃至回民聚居的陕西、甘肃。

1862年,中国西北地区发生史称同治回变的回民变乱,波及现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随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和卓侵入中国喀什,占领南疆,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当时,一些对中国具有野心的西方人曾预测,这些事件有互相结合而形成一个横跨中国西北、西南半壁江山的回教大帝国的可能。

与此同时,俄国乘阿古柏之乱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并在1864年和1881年侵占中国西北地区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英国为防新疆落入俄国之手,不仅在外交上承认阿古柏政权,还向其提供武器,奥斯曼帝国也插手新疆地区,使得西北边疆危机重重。1874年,日军借口牡丹社事件,大举进攻台湾,东南沿海防务告急,由此引发清廷内部的海防与塞防大讨论。

1875年4月,清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任命已经击灭回民军的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讨伐阿古柏,收复新疆,阻遏俄英的侵略。1884年新疆建省,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

英俄大博弈

突厥是6世纪中叶兴起于阿尔泰山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552年建立突厥汗国。583年,突厥汗国以阿尔泰山为界,分为东、西突厥汗国。630年,唐朝击败东突厥汗国。此后,唐朝联合回纥先后攻灭西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突厥游牧民族随着汗国的消亡于8世纪中后期解体,并在西迁中亚、西亚过程融入当地诸族。而突厥语族是阿尔泰语系的语族之一。分布在中国西北和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国。中国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撒拉等民族。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也从未存在“东突厥斯坦国”。

“东突厥斯坦”是从地理名词“突厥斯坦”分化出来的新名词。“突厥斯坦”意指有突厥人居住的地方,最早见于公元6至7世纪的中亚古代文书。由于不同时期突厥人的居住地是变化的,因此“突厥斯坦”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并且曾被其他词代替或消失。

随着英俄在中亚地区扩张与竞争(大博弈),“突厥斯坦”再次被提起。19世纪初英俄对中亚竞相进行地理考察。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其使团考察报告中提及“突厥斯坦”一词,旨在表述中亚和中国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这个地理区域。19世纪中后期,俄国先后兼并中亚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个汗国,在中亚河中地区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俄国之所以再次提出“突厥斯坦”概念,是想借“遗产继承论”,把中亚诸操突厥语民族联合起来,达到其侵占整个中亚的目的。

与俄国进行大博弈的英国则针锋相对,英国当时的政策是“先要在南疆成立一个由英国人控制的伊斯兰教政府”,然后,“将之与印度、阿富汗和伊朗等国的穆斯林世界合并,成立一个统一的、附属于大英帝国的伊斯兰教国家”。英国把天山以南到阿富汗以北的地区称为“南突厥斯坦”;同时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将这一区域分为“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西突厥斯坦”指当今中亚五国,“东突厥斯坦”指中国新疆南部,后来又进一步泛指整个新疆。随着俄英的使用,这些词也逐渐出现在一些欧洲人的著作中。

随着英俄在中亚竞争的加剧,“东突厥斯坦”包含的地理范围不但被扩大化,而且被政治化,奠定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分裂主义的理论基础。

“东突厥斯坦”的由来

“东突厥斯坦”政治化是“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

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哲马鲁丁创立“泛伊斯兰主义”,鼓吹联合所有穆斯林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教政治实体。与此同时,为反抗俄国泛斯拉夫主义压迫,俄国少数民族鞑靼人(突厥语族)伊思马勒·伽思普林斯基创立“泛突厥主义”,主张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

2021年4月2日,中国国际电视台播出第四部新疆反恐纪录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微博@CGTN视频截图)

由于“双泛”思潮被日渐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今土耳其)所利用,相互交织影响,进而转化为广泛的政治运动。从第一次大战时期起,为了在从北非到中亚的伊斯兰世界扩大影响,英、德、日、土耳其以及俄国(后来的苏联)等国均曾扶植和支持过“双泛”思潮分子。地处亚欧大陆中心的新疆,自然也不例外。

至少在阿古柏政权后期,奥斯曼帝国利用“泛伊斯兰主义”重塑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帝国的理念已经传到南疆地区。19世纪末,“双泛”思潮在新疆得到一些维吾尔族知识界精英的认可。1915年,麦斯武德从土耳其回到新疆伊犁,开办学校,全部用土耳其文授课,大肆传播“双泛”思潮。虽然新疆都督杨增新(云南蒙自人,汉族)曾大力钳制,但“双泛”思潮远未禁绝,其影响未能消除。

新疆境内外分裂分子与宗教极端分子,利用“双泛”思潮,宣称维吾尔人是新疆唯一的“主人”,新疆各民族文化不是中华文化,伊斯兰教是新疆地区各民族唯一信仰的宗教等,同时将“东突厥斯坦”这个中国历史上从未存在的地理名词政治化;鼓吹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建立“东突厥斯坦”,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这就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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