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休假之后,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正式将中共第二个百年的工作重心——“共同富裕”提上日程。面对“共同富裕”,人们的普遍疑惑是:究竟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促进共同富裕?背后有着怎么样的动机与逻辑?又该如何避免可能的陷阱?就中共官方公布的简要内容来看,目前还只是在“破”,比如强调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更不是杀富济贫。至于如何“立”,如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还有待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基础上给出进一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值此之际,多维新闻推出系列文章,以期从政治、理论、历史、文化以及中西对比等维度展开论述。此为系列文章第一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摆在中共案头的头等大事。(AP)

中共中央财经财经委员会日前在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的“共同富裕”,显然不是老百姓的热门话题,社交媒体上多是一些财经类大V在科普“共同富裕不是让你和马爸爸一样有钱”。

但在防火墙外的,或许是因为这个词汇天然地与社会主义、马克思等这些集中在政治光谱其中一端的概念存在天然联系,包括《华尔街日报》、路透社、彭博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CNBC)、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南华早报》等国际媒体都对“共同富裕”进行了重点报道。

如果说《华尔街日报》所言的“中国想要借此证明,在照顾到所有人口方面,社会主义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好”还算理性,彭博社与CNBC把解读重点放在中国对国内一些行业的整顿和治理上还不算跑偏,更多的西方媒体则是又一次拾起惯性思维,认为中共的“共同富裕”实质是将矛头对准了私企,目的是“打劫富人”,而腾讯公司在第一时间宣布投入500亿元人民币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也成了这部分西方媒体眼中的“实锤”。

这样的认识并没有比普通网友“把马爸爸的钱分给我”更高明。当然,抛开摘不掉的有色眼镜的因素,很多分析人士对于“共同富裕”的第一反应有所“隐忧”并不难理解,毕竟中共建政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包含着共同富裕的愿景,但后来并证明是一次并不成功的实践,并刻入中国人乃至全球很多学者的脑海中。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中国学者,也从“资本”的角度对共同富裕进行解读。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在接受陆媒采访时表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和资本“与狼共舞”,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利用资本加强实力和促进发展的能力,就要回归初心,“不能始终顺从资本盈利的目标发展”,“我们仍然希望与资本和平共处,但我们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观点存在,《联合早报》认为中国这次调整“未脱离运动式色彩”的观点才颇有代表性。其在报道中特别提出告诫:在启动新一轮社会变革时,对节奏的把握,对规则、私有财产和个人空间的尊重,都将是衡量这个体制优越性和现代化水平的标准。

今天的中国重新走回到曾经的极左道路的概率并不高,中国国内也不乏对“共同富裕”的正面解读,认为这一战略目标有助于巩固中共的执政基础,解决贫富悬殊和资本的过度剥削等问题,可以缓解社会焦虑,实现社会公平公正。防火墙内外同时存在的担忧,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担心实施过程中的走样会压制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甚至那些倡议性鼓励性的财富再分配措施最后会不会变成带有强制行为的政府行为,会不会导致富人将资产外移等。

事实上,任何改革政策都可能触动某个群体的利益,所谓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断对各种利益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而其中应当遵循的善的标准,从来都应该是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包括有观点认为,中共其实从来没有“离开初心”,只是在寻找最佳手段时“迂回曲折了一些”,但这种迂回曲折也带有一定的自然客观性,任何社会在实质意义上的转型过程中都会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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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共官媒也在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不是没有差别的同步富裕、同等富裕、一样富裕,不是劫富济贫,不是养懒人,不是城乡和地区差异彻底消失,而是“通过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发展来共同分享整个国家进步的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的概念并不是此次中共中央财经委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曾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有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2月2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表示:“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推进共同富裕已经在“加速”了。

但也应该看到,在如何解释“共同富裕”的问题上,中国理论界尚没有给出足够有新意的解读。在“共同富裕”受到国际关注后,最权威的一篇文章来自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但文中阐释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时,把握好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以及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等表述,相比邓时代、江胡时代的已有表述,并没有更多新进展。至于“实现路径”,也都是大而化之的纲领性表述。

当然,就像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副院长厉克奥博联合撰文所指出的那样,“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上一阶段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中共提出的新的奋斗目标。这一新目标在中共经常提及的“新时代”语境下,其新内涵究竟为何,还需要给予官方相应的时间来进行阐述。

对于“共同富裕”这样的涉及14亿人口的公共政策,是一项难度和政策水平极高的工作。目前舆论场上随手抛出的一些问题,都有可能是制定具体政策时需要反复考量的领域:在中共强调初次分配、重点抓二次分配甚至已经提出三次分配的背景下,向富人征税对象的确定标准是什么?中产阶级的标准是什么?月入多少收入会否成为征富对象?当收了税“济贫”,是否对社会要有个交代?如何监督使用?这些问题或许决定了“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可塑性以及可改革度,避免僵化性。”

尤其是,如何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避免地方官僚犯下“宁左勿右”的老毛病,或许才是中共今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共同富裕必然是一个长期工程,其中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不言而喻,已经有观点指出,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需要时刻警惕民粹在政治正确的掩护下鼓噪仇富仇资情绪,同时加大对合法财产保护力度。

“共同富裕”已经被提上中国的议事日程,但也正因为是刚刚开始,“保留谋划上的慎重、行动上的温和就是非常必要的,这会留下操作上的余地,有利于把政策落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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