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持续,国际环境变幻多端,人类已经再次进入一个浮躁的时代。中国知名学者郑永年表示,今天的浮躁表现为对环境变化的忧虑和恐惧。这种浮躁在历史上导向了冲突甚至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国家间的战争。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作者郑永年是中国问题、国际关系等领域的著名学者,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当下浮躁的时代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人类无疑已经再次进入一个浮躁的时代。近代以来,人类已经很多次进入浮躁时代了。而浮躁的原因并不复杂,即人类社会对环境急剧变化的反应。一旦人类借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巨变,就会面临不确定性,产生深刻的忧虑感甚至恐惧感,无论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群体的社会,都会变得浮躁起来。

美国撤出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控制该国。图为2021年8月19日,阿富汗喀布尔塔利班武装分子摆姿势拍照。(美联社)

在很大程度上说,农业社会的社会特征是安静,而浮躁则是工业社会的社会特征。在近代之前漫长的农业社会中,没有很多因素促成社会的大变化;尽管有农业技术的发明,但不足以促成革命性的变化。大多数人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处于安静状态。但一旦发生饥饿、瘟疫和战争,安静社会就会被打破,进入浮躁状态。饥饿和瘟疫是自然所致,战争则是人为的产物。当然,很多情况下,饥饿和瘟疫也是战争的直接因素。国家往往通过扩张以获取足够的土地和食物,扩张的过程就是暴力的过程,暴力就是帝国的基础。国家间战争的过程也可以是瘟疫的快速传播过程。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尽管人类社会在解决饥饿和应付瘟疫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大,但战争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惨烈。战争贯穿于所有这些过程: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本身形成的过程、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程、第三世界反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程、国家争霸过程(一战、二战、美苏冷战)。

浮躁正在引发冲突

如果从情绪和行为的关系而言,冲突就是浮躁的结果。在国家内部,浮躁普遍表现为极端民粹主义的崛起;在国际层面,浮躁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崛起。

今天,世界再次面临浮躁的情绪。在很多国家的内部,极端民粹主义俨然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民粹主义任何社会都有,也长期存在着。但今天的民粹主义已经失控,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群体都表现为惶惶不可终日,似乎世界的末日要来临了。当然,失控的原因也很简单明了,那就是人们往日赖以生存和获取的安全环境消失了,对变动中的环境束手无策,只有直接的忧虑和恐惧。

从阿富汗撤离人员在从喀布尔撤离期间登上军用飞机。(Reuters)

极端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没有人组织的民粹主义,处于无政府状态。各个社会群体陷入无意识的浮躁,而各个浮躁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更陷入了恶性循环,交互感染。另一种是有组织的民粹主义。一些人或者机构有意识地去组织和利用社会无意识的浮躁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标,而这种政治操纵再进一步恶化着社会的浮躁。简单地说,民粹主义表现为理性和非理性或者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类。

国际社会层面也是如此。旧秩序衰落,一去不复返了,但新秩序遥遥无望。各个主权国家间对新秩序是怎样的、如何构建新秩序等问题都没有任何共识。世界秩序进入分裂之路,各种形式的“团团伙伙”以所谓的“同盟”或者“盟友”的名义出现了,大家抱团取暖,导致了各个团体之间互相敌视,面临冲突乃至战争。

简单地说,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主权国家,无论大小,都充满担忧感和恐惧感。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油然而生。民族主义从正面说就是内部的“团结一致”,通过这种“团结一致”来应付日益恶化的环境。但从负面来说,民族主义就是为他国制造不安全,因为民族主义的塑造过程往往是“妖魔化”他国的过程。

无处不在的浮躁

无论是内部的浮躁因素还是国际层面的浮躁因素,都直接反映在大多数社会内部的各个群体行为上。

政治的浮躁。传统上,政治是精英的事业,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是统治阶层的事业。统治阶层也往往被称为“统治阶级”,因为政治人物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共识。尽管各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也往往面临来自内外部的挑战,但只要“统治阶层”是一体的、团结的,具有坚强的统治意志,往往就能够应付挑战,得以继续统治国家。但现在各国的统治阶级正在分崩离析。西方社会已经从“精英民主”转型到今天的“大众民主”。尽管大众形式的民主充分满足了民主的本义,但对传统精英民主产生着毁灭性的影响。传统的精英民主实质上就是精英“共和”。精英之间尽管有“执政”和“在野”之分,但这种“分”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分”仅仅意味着具有共识的精英之间的轮流执政。

今天的大众民主则表现为精英集团的急剧堕落。精英之间没有任何共识,“执政”和“在野”之分变成了“执政”和“反对”之分。执政党为了执政而执政,失去了执政的目的,而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失去了反对的意义。不仅如此,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倾向于诉诸社会中存在的民粹情绪。这种政治操纵反过来恶化了社会的分化和分裂。

以美国为例,从前一部分亲共和党,一部分亲民主党,但中间选民庞大,党派色彩并不明显。但现在中间选民似乎消失,社会党派化。当中间力量消失的时候,政党政治激进化,甚至演变成极端主义。在民主社会,人们对政治寄予高度的期待,相信民主政治能够消除社会分歧,实现团结。但现实不是这样,甚至是相反。政治往往给社会的分化注入强大的动力。

民粹主义横行导致政治“局外人”(即毫无政治经验或者少有政治经验的人物)的崛起。任何人只要获得足够的选票,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获得的,就可以执政。问题在于,治理现代复杂的社会客观上是需要执政经验的,因为“局外人”成为执政者之后往往和现存的精英格格不入,很难和建制派团结起来执政,因此只能继续以民粹主义的方式来执政,结果不断为国家制造无穷的危机,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美国的特朗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经济的浮躁。诚如马克思所说,经济是基础。人们可以说,经济更是社会安静的基础。经济为人们提供生存和发展最为基本的因素。西方历史上,正如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所观察到的,近代商业的崛起驯服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激情,使个人和社会变得理性和安静(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1977年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崛起一方面导致了新的浮躁,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财富也提供了安抚浮躁的经济条件。

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保障法案就是在德国俾斯麦时期产生的,是为了安抚可能的劳工运动。在马克思时代,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所制造的“社会浮躁”的结果,但最终驯服“社会浮躁”的还是经济要素,即资本主义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通过社会主义运动演变成为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福利资本主义”。自二战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盛行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节制资本,实现了“中间大、两头小”的中产社会形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成为西方社会稳定和安静的基础。

但今天的资本则不一样了,它已经从稳定的基础演变成为“浮躁”的根源。尽管在过去数十年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到处游走,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所有财富似乎是为自己创造的。资本拥有者越来越富裕,为资本服务的社会则越来越贫穷,大多数西方社会从往日的中产社会堕落到富豪社会。更为严峻的是,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的本性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失去了节制资本的能力,资本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社会责任感。这在这次新冠疫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资本大都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

知识的浮躁。知识通常被视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被人尊重往往是因为他们有能力研究社会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欧洲社会,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近代的各种革命,知识分子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今天知识已经彻底堕落,要不投靠权力,要不投靠财富。无论是受权力和资本的控制还是受其诱惑,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没有出过一位像样的思想家。尽管世界危机不断,例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瘟疫等,但并没有出现深刻的反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传统理性的批评精神,大都冠冕堂皇地打着“科学”的旗号做着琐碎的、毫无意义的“微观”研究。浮躁情绪弥漫知识界,谩骂、讽刺、侮辱、诅咒、人身攻击成为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常态。另一方面,也不乏对权力、资本的肉麻万分的歌颂、赞美和恭维。今天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与政治建制和资本建制已经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差别了。

社会的浮躁。社会(或者确切地说,社会基层)毫无疑问是民粹主义情绪的主体。基层民粹或者是自发的,或者是被组织起来的,都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不过,基层民粹一方面貌似具有强大的能量,但实际上基层也是最弱势的群体,每每成为民粹主义运动本身的最大的牺牲品或者受害者。传统西方学术上,民粹运动往往被视为“乌合之众”。尽管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人们大都接受了教育,或者物质条件也并不差,但“乌合之众”的本质不仅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反而因为现代技术手段更加变本加厉了。在基层,社交媒体和各种传统组织的有机结合导致了各种仇恨主义的崛起,人们仇恨一切,仇富、仇官、仇知识。即使没有了仇恨对象,人们也会寻找或者制造出仇恨对象,似乎可以在发泄仇恨过程中得到满足。今天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行为,例如“叫魂”、养惑、猎巫、群殴都是仇恨的表达形式。

要辩证地理解浮躁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历史地看,并不是所有的“浮躁”都是负面的。二战以后的很多“浮躁”也产生了积极的结果。西方社会1960年代的“浮躁”主要表现为反对战争(例如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反对过于安静的中产生活(例如欧洲1968年革命)和争取更多的公民权利(例如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在二战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浮躁”则表现为反对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所有这些“浮躁”都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浮躁是有结果的。浮躁既是事物变化的结果,也是事物进一步变化的根源。在今天的浮躁中,人们看不到1960年代那种对现实不满而追求进步的浮躁;恰恰相反,如本文在前面所述,今天的浮躁表现为对环境变化的忧虑和恐惧。这种浮躁在历史上导向了冲突甚至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国家间的战争。一战、二战都可以被视为西方社会内部浮躁和外部浮躁结合的产物,表现为内部民粹主义情绪和外部民族主义情绪的完美结合。

社会群体间在互相激化浮躁,主权国家间在互相激化浮躁。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还是国家间的战争,都不是不可想象的。德国社会学家维伯(Max Weber)曾经把“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描述为人类不可避免的进步过程。但现在看来,维伯大大高估了人类理性,低估了人类原始的浮躁冲动。不过,另一方面,跳出眼前的迷惑,从大历史的经验看,未来谁会胜出的结论也是很明显的。在理性与非理性的竞争过程中,胜出的往往是那些持有理性态度、追求理性、埋头苦干克服环境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的个人或者群体,而浮躁者,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最终大都是自我击败者。总而言之,只有理性的人、理性的群体才不会自我击败。在一个浮躁的时代,最难能可贵的便是坚守人性,相信常识,因为人性和常识是理性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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