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网络舆论场上,我们更多看到的却是讨论思维狭隘、格局狭小,泛政治化和极端民族主义裹挟民意大行其道,动机不纯的行为得到鼓励,导致讨论最后走样和失焦,喧嚣背后的舆论场撕裂尽现。

最近,中国网络舆论场的热点话题不断。从涉嫌强奸而被捕的“顶流”吴亦凡到遭前女友爆黑料的“国风美少年”霍尊,从陷入“国手”风波的台湾艺人徐熙娣(小S)到被爆曾在日本靖国神社前拍照而被官媒点名批判的演员张哲瀚,从阿里巴巴员工遭强制猥亵丑闻到中国抗疫专家张文宏因支持“与病毒共存”而遭网络暴力,还有邻国阿富汗政权变天,无不在中国网络舆论场掀起一场场狂欢。

中国知名抗疫专家张文宏被指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上海复旦大学8月23日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符合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不构成学术不端或学术不当行为。(多维资料图)

这些热点事件和公共话题本身涉及复杂面向,持不同价值观、立场、利益诉求的人自然有不同看法,这也是一个社会的常态。本来,如果在热点话题上你来我往、各抒己见、理性讨论,不但有助于求同存异、凝聚共识,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美好与进步。

然而在中国网络舆论场上,我们更多看到的却是讨论思维狭隘、格局狭小,泛政治化和极端民族主义裹挟民意大行其道,动机不纯的行为得到鼓励,导致讨论最后走样和失焦,喧嚣背后的舆论场撕裂尽现。

首先,用泛政治化的手段乱贴标签,讨论问题以立场先行而非科学与专业先行。以张文宏医生提出的“与病毒共存”防疫观点为例,这本该是严肃的学术和经济话题探讨,要靠数据、事实和逻辑说话,这种讨论有门槛、需要专业知识。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些外行人士喋喋不休,以内心的民族自豪与自卑妨碍科学探讨,被意识形态裹挟的辩论异化为敌我矛盾的争论。张文宏被扣上“汉奸”、“崇洋媚外”、“美帝走狗”等帽子而遭打击报复,对张文宏的清算还在继续,最近其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又被举报造假(8月23日,复旦大学确认张文宏论文无学术不端问题)。最终,有价值的话题却被简单标签化和被推向极端的对骂,落得一地鸡毛。不禁令人唏嘘,在中国舆论场要达成公共话题共识是多么的奢侈。

其次,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扯民族主义大旗压人。台湾艺人徐熙娣(小S)因为奥运期间为台湾奥运选手加油时使用“国手”一词,而被大陆网友视为“台独艺人”,并因此失去几家大陆品牌的代言合作。如果仅仅以此标准来衡量台湾人,几乎所有的台湾人都是台独分子。这种泛化和缺乏理性的民族主义狂热,对两岸关系除了伤害还是伤害。

艺人张哲瀚因被曝出参加过在日本靖国神社举办的日式婚礼,而遭官媒和网络挞伐。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表声明,要求对张哲瀚进行从业抵制。尽管张哲瀚第一时间道歉也无济于事,其演艺事业恐从此一蹶不振。最近,湖南卫视旗下80多名艺人签署承诺书,要做个“德艺双馨、以人民为中心的艺人”。爱国是一种个人情感,表达方式因人而异,仅以是否去过靖国神社判定爱国与否显得草率。更何况,如果拿张哲瀚与那些争做德艺双馨的艺人相比,是否应了那句“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古语。

再次,舆论场的这波操作鼓励了动机不纯的告密文化和翻旧账。以吴亦凡和霍尊事件为例,如果说吴亦凡可能触犯刑法的行为乃咎由自取,那么霍尊的被迫退圈却有更多可商榷的地方。诚然,霍尊私下口不择言,缺乏净口的道德修为,他也尝到了从道貌岸然、仙气飘飘到人设崩塌的个中滋味。但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又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私底下的言行完全经得起推敲和检视。

在吴亦凡事件中,都美竹被警方认定爆料动机是为提升网络知名度,其还和网络写手联手炒作。而霍尊前女友在分手大半年后“捡到了枪”选择爆料,很难说她没有受到舆论场中对艺人常常能够一击即中案例的鼓励,这种爆料既有心思不纯之嫌,更有勒索之嫌。在一场男女感情纠葛中,舆论场似乎让艺人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弱势群体。在以“耻”为特征的东方文化传统中,霍尊的倒下难说是社会的进步。

告密行为本身可褒可贬,举报不法和诬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告密文化的泛滥却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中国告密文化的极端化出现在文革中,亲人朋友之间因恐惧、私利和被洗脑后的亢奋和仇恨而相互揭发,从而酿成一幕幕人间伦理悲剧,也放大了人性的丑恶。试图通过曝光私人空间言论而获利,不但击穿道德和人品底线,也可能触犯法律,但这样的行为在大众窥私的驱使下常常被舆论堂而皇之地鼓励。

对热点事件和公共话题的讨论,理想的结果是多面的。对一场大雨、一次疫情、一起交通事故的讨论和追责,逻辑链条相对简单,理想的结果是杜绝再犯和有效防范。对爱国与叛国、猥亵与投怀送抱、政治与道德的讨论则要复杂得多,理想的结果是能够弥合社会裂痕、增强社会话题共识度,从点滴处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些。

对热点事件和公共话题的讨论,最担心的结果是关注散去,撕裂依然,沉疴依旧。在中国舆论场,理性和建设性的讨论并不多,公共话题讨论最后变成对社会进步的有益促进也鲜见。

对阿里员工遭强制猥亵的深入讨论,如果能够激发全社会重新认识性骚扰、促使职场女性救济办法的制度化、推动司法制定性骚扰的标准,甚至延伸到社会对女权意识和男女平权的有益探讨,其作用就远比猥亵本身和关注处在政治和道德风口浪尖的阿里更有意义。

对吴亦凡事件的讨论,不应该停留在“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感叹和嘲讽。除了谴责他的不法行为之外,也应该探讨舆论过多关注与司法公正的关系问题,不应该因为舆情汹汹和舆论鞭挞而加重对吴亦凡的处罚,这是一个正常社会保护每一个人该有的逻辑。

而对霍尊事件,每个个体是否应该思考,因为太过着急而显得不够宽容,因为没有了解到更丰富的细节而草率,以及思考私德有亏的艺人能否重新出现在公共舞台?

给张文宏扣上的帽子和针对他的极端言论,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种扭曲至极的心理产生的原因和对社会的危害。如果极端言论越来越没有市场和生存空间,社会的相对和谐和进步其实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