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在外界尚在回味“中共建党百年”相关事件的余韵,感受某种正在酝酿的新秩序时,来自美国的声音就把观察家们的思绪拉了回来。美国财长耶伦(Janet Yellen)当日宣布,称“已有130个国家表示支持设立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这其中包括中国等大国,一时间,某种“美国赢得国际支持,130个国家同意”的调门就随之而来。

当然,比起美国引领国际秩序的调门,西方世界更热衷于描绘北京对全球化的抵触。譬如路透社即在其独家消息中称“经过艰苦的磋商才使得中国政府同意该计划”。这一发言与6月6日时,法国财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强调“七国集团(G7)需要说服中国”的言论形成了对照。即便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它可能只是专门准备好,释放给有刻板成见且不了解国际经济的西方大众的。

对北京来说,他欢迎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机制,但这种机制的设立是有前提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世界津津乐道的15%的最低标准其实已经在中国推行有一段时间了。资料显示,中国实际企业所得税率为23.47%,相比之下,在2020年时,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的企业税率分别为32%、29.9%、27.8%、29.7%和19%。其中“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如能确保用在华获利维持长期投资,则其所得税税率根据中国国务院2017年8月发布的通知,可减免至15%。

对北京来说,他并不反对全球税收改革,甚至是乐见其成的。只不过中国认为该方案不应该由G7制定并推行,要拿到二十国集团(G20)的框架下进行讨论。事实上,这套方案就是2017年后,G20委托经合组织(OCED)制定的“经济数字化税收方案”。北京始终秉持多边主义的精神和开放合作的态度参与方案的磋商和设计,北京的这种角色,西方是有所了解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早在6月7日记者会上就已经指出,中国“支持按照G20的授权,在多边框架内推动2021年中期就方案达成共识”。这一发言明确指出了中国的态度:北京不会在G7开完会之后就认可其方案,有什么问题,需要G20讨论才行。

对拜登当局来说,企业减税是特朗普当局时期遗留的难以摆脱的政治遗产。(美联社)

这样一来,勒梅尔和路透社口中的“艰苦磋商”、“说服中国”就颇具黑色幽默意味:他们所要做的只有等待,而不必付出任何努力。还增加了成果的重磅性,以及各国自身的功绩。

而今,随着G20认可的OCED在7月1日的“事务级在线磋商”后发布了协议文件,这一受多国尤其是中国认可的方案也变成了现实。只不过在西方媒体的滤镜之下,他很快就成了美国的功劳和成果。

的确,美国所呼吁的15%税率早在2017年时也的确有个雏形,这是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时期在当年4月时提出的“特朗普减税”方案。根据这一旨在吸引资本回流的计划,美国的企业税计划从2017年时的35%下调到15%,但在2017年12月最终落实时,还是降到了21%。

对拜登当局来说,他上台之初反对特朗普的减税方案,并试图把将国内企业税从21%提高至28%。但面对共和党势力可能阻击其“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的风险,拜登最终选择妥协,并在6月上旬提出了15%的企业税新方案,并由此和美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Wally Adeyemo)5月提出的15%以上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形成了一定吻合。

对拜登来说,美国的现状需要他采取更多妥协,以免摇摇欲坠的平衡发生像佛罗里达塌楼事件一样的变故。(美联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大国在经济问题上可能都会保持对北京的相对稳健态度,这可能也是资本驱使的必然趋势。譬如日本副防相可以在美国保守智库宣布保卫台湾,但这并不妨碍日本签署中国、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相关文件。同理,美国虽然在新疆、新冠等问题上支持澳大利亚,美国煤炭也成功取代了澳大利亚煤炭的位置。当这种局面在滤镜下的西方宣传中竟比比皆是时,它也成了当下这个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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