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中文,但两岸对政治现代化有关的许多词汇,都有着相异的见解,其中尤以“民主”一词最常充斥于两岸的口水战中,例如近日国台办批评民进党政府“惯于打着民主幌子招摇撞骗”,民进党则反击中共,“中国式民主”才是打着民主旗号行专政之实的“挂羊头卖狗肉”。

从历史发展来看,两岸各政党都自称代表“民主”,但为何一个“民主”,两岸见解会如此不同?

2021年5月3日,哈里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Halifax The Forum,HFX)于推特(twitter)释出影片,宣告蔡英文获颁“麦凯恩公共服务领导奖”(John McCain Prize for Leadership in Public Service)。蔡英文于脸书表示,“民主和自由,就是台湾立足世界的最好奖章”。(Facebook@蔡英文)

中国大陆:从豆选到民主集中制

在中国大陆,民主的意涵深受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政治理念、以及中共自身的政治发展影响。早在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就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945年七大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可以这么说,民主集中制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与“全党服从中央”的集合。

1940年代抗战期间,中共曾在根据地推行以“豆选”为名的秘密投票制度,据此选举出基层政府组织的干部,并争取根据地民众支持,然而,这类秘密投票随着“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结束,在1950年代中期也面临急速下降的趋势。

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随着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诸多政治运动开展,实际上中国大陆陷入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局面,除了阶级主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外,民主无从谈起,几乎只存在“集中”。

2018年12月25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这种会议是中共党内民主的实践之一。(新华社)

改革开放后,面对政治改革压力,中共的解决方法是再次高举“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以及“党内民主”等路径确保在党内政策形成过程中不至于出现过度专断的弊病,同时还能巩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正当性。

而在地方层级上的政治改革,2000年代前后也有多个省份曾出现过“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的乡镇党委书记选举,在提名与竞选制度上予以开放,此外广东省也曾推出“行政三分制”改革,加强政府官员内部制衡。但是台湾学者蔡文轩曾研究这些地方层级的政治改革,发现背后主要是政绩考量、且依托于派系关系,在重重局限下,最后并未普及到全中国大陆。

2019年习近平首次提出“全过程民主”,当时引来全球媒体的注目,习近平当时是在考察上海一个法律草案意见建议征询会时称“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虽然此说日后被淡化处理,但“民主”意涵显然还是会被持续关注。

台湾:从总统直选到“护主权”

与中国大陆相较,台湾自从1950年就开始推行县市层级的地方选举,非国民党籍身分当选的县市长、县市议员、省议员都不在少数,地方选举也曾是“党外”力量荟萃的场域。

虽然,威权时期统治者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对于“党外力量”都颇存芥蒂,认为那是反动份子试图颠覆政权的恶劣行为,国民党内也有严惩“政治叛乱”的声浪,但是1980年代风烛残年的蒋经国还是决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1986年他更下令国民党中常委组成“政治革新小组”,研拟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民选的方案。

广东乌坎事件,曾是台湾人寄望中国大陆走向“民主”的契机,图为2016年6月21日,乌坎村民和村里小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要求释放林祖恋。(Reuters)

1990年6月,台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颁布释字261号解释,为了“贯彻民主宪政”,规定国民大会、立法院等中央民意机关必须进行全面改选,尔后遂以“全国不分区”形式,由政党票来决定国民大会的席次;立法院则增设不分区立委席次,与区域立委、原住民立委共同构成主要选举机制。

台湾的政治改革持续不断,监察院失去民意机关功能、1996年开始总统直选、立法委员席次多番摆荡、并且失去对行政院长的同意权、国民大会于2005年自我废除,这些都重塑了台湾人对“民主”的想像,尤其在总统直选一块,几乎成为台式“民主”的同义词,也在李登辉“主权在民”的意志贯彻下,被逐渐与“主权”画上等号,由是保护民主就等于保护主权,其机制就被简化为总统直选,而缺乏制衡的价值。

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

两岸虽都自诩是“民主”国家,但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却有着重要区别。在当下的台湾,民主与自由已然是“历史终结点”,在这面大旗下,没有更多问题需要去解决,“只要有选举就代表民主”,反而其余议题都要服膺于民主自由的需要,例如不惜动员执政党立法牺牲各种自由以求编织“民主防护网”、达成抗中保台护主权效果。

然而,民主不是一蹴可几的历史终点,“台式民主”更非如此,2020年台湾大选尤其凸显“民主是非题”已掩盖太多公共政策与治理失能的缺陷,胜选者虽然囊括史上最高的817万票,但不到年余,就因为关闭新闻电视台、针对反对者进行“查水表”等行事,被香港《亚洲周刊》以“台湾民选独裁”为题大幅批判,蔡英文身穿清朝慈禧太后凤袍的图像,一时在台湾广为传播。尔后“民主防疫”又失败、需要日本、美国、立陶宛救济台湾,蔡英文竟称此为“民主疫苗”,可见“民主”已被扭曲到如此地步。

香港《亚洲周刊》于2021年第1期封面批评台湾民进党搞“民主独裁”,在台湾引起广泛注意。(Facebook@《亚洲周刊》)

反观中国大陆,虽然没有开放各级政府官员自由竞选、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但中共对此也有一番解释,例如中共近日发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认为各国国情不同,“没有也不可能有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政党制度”,中共与八个民主党派的政治格局乃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被中共称为“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的结果”。

而中共十八大以来,多次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第二项就是民主,至于习近平上任后提及“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定义其实更接近于将“民主”当作手段,因为更在乎的是民主如何“管用”,也就是务实面的考量,而这个手段的主要表现模式就是“商量”;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更显示其政治目的在于民生。

两岸对于“民主”概念之争,凸显出在概念多元化的时代,民主已有了更广泛的意义与内涵,制度优势不能依恃“选举过程”逐项打勾作为唯一取舍标准,就像当初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不断加入更多面向、修改他对民主、对政治发展的定义一样,两岸“民主”孰优孰劣,恐怕还需要用更多、更全观的社会指标加以衡量。

中共百年党庆在即,台湾政党与社会对此普遍无感与无语。但中共百年的论述与作为之中,台湾问题却是躲也躲不掉的重中之重,如何理解中共百年的意义,对台湾来说更是涉及安身立命的大问题。本组议题将站在台湾的视角,去提问中共百年对于台湾的意义与影响,从政治、经济、理论、思想面貌、历史与访谈等多重角度,组成台湾应有的中共百年视野。

【台湾看中共百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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