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百年大庆的临近,中国官方的庆祝活动也随之进入沸点,大型文艺演出、党史学习教育等接连不断。按照议程设定,习近平将在七一当天上午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习近平会如何总结过去百年,备受各方关注。而此前中国官方媒体发表两篇署名“宣言”的文章,分别为《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预示着习近平时代希望能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将中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推向一个新阶段。围绕中共百年及社会主义,多维新闻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宋朝龙。宋朝龙研究方向为金融资本、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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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今年是中共百年,社会主义无疑是百年的核心关键词。不管是横向看,比如与当年的苏共比,还是纵向比,比如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比,社会主义在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演变与发展,有了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在形成“中国方案”乃至“中国模式”的过程中,社会主义能否完成真正的“祛魅”?

中共建党百年临近,各方面庆祝活动趋于沸点。(人民视觉)

宋朝龙:怎么完成“祛魅”,这要结合自由主义的逻辑来讲,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那些所谓的“魅”是自由主义加给社会主义的。

祛魅有两个向度:一是针对自由主义而言,社会主义要在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当中,展现出自己的优势,完成真正的祛魅。新自由主义的法权自由观念遮蔽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新自由主义的自发秩序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新自由主义所设计的中性国家、最小国家强化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国际秩序加剧了国际金融资本对后发国家的统治,新自由主义所承诺的现代化道路把后发国家引向了现代化的陷阱。

社会主义的“祛魅”就在于社会主义有制度能力提供一个更好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优越于新自由主义秩序下金融资本积累所提供的、包含深刻社会撕裂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坚持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以公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取代金融寡头主导的市场经济,推动工业化,推动创新,推动科学技术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结合,推动社会化大生产与人民幸福生活的结合而不至于造成对人民的剥夺,这是社会主义“祛魅”的核心所在。

二是社会主义要吸收包括自由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好东西。社会主义不能丢掉自由这个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从积极的自由哲学当中生发的一套理论体系、批评体系、制度体系。社会主义的哲学根基就是基于辩证理性的积极自由的哲学。自由主义要求尊重个体的价值、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公权公用等,这对防止社会主义遭受封建主义、特权主义的侵蚀有重要作用,要把这些核心价值从资本的逻辑中剥离出来,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加以更充分地实现。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自由主义自身所承诺但又实现不了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就能实现所谓的“祛魅”。

多维: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吸收包括自由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好东西,俞可平教授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中国特色与国际化的关系。原话是这样说的,“现在我担心过分强调中国特色、本土化,把政治学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些共同的原理、共同的价值淹没了。我们不能以中国化、特色化去抵御国际化和全球化。现在我们过于担心国际化‘吃掉’我们,所以过分强调中国特色,甚至到了以‘中国特色’抵御普遍公理的地步。”对此你怎么看?我们该如何避免以“中国特色”抵御普遍公理?或者用你的说法,以社会主义抵御自由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好东西。

宋朝龙: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生发出来的积极自由哲学,这种积极自由哲学不仅是形式上的法权自由哲学,而且是有内容的自由哲学。相比于这种积极自由哲学,自由主义的形式自由哲学倒只是自由哲学的一种片面的、不充分的表现。自由主义的形式自由哲学从抽象的、先验的理性人出发,撇开了人的现实生活,撇开了人的现实生活所依赖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

从自由主义的形式自由规范中所引申出来的制度安排、政策体系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分裂,面对坚硬的经济现实,自由主义的形式自由哲学表现得无能为力,甚至有些自由主义者要转而向极权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寻求庇护,希望这些势力来庇护自由主义的抽象自由原则。自由主义自身所承诺的个性自由,在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中没有办法加以实现,相反,只有解决了自由主义背后的物质利益难题,解决了自由主义背后由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撕裂,自由主义所承诺的个性自由,才能够得到实现。

如果说普遍性,那么积极自由哲学更具有普遍性,而形式自由的哲学,在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表现出狭隘性和片面性。科学社会主义抵制自由主义抽象掉生产关系来谈自由的这种理论片面性。至于自由主义所向往的个性自由、个人价值,这本身也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不就是指的自由人联合体吗?科学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歧,是关于自由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而不是一个要自由,一个不要自由。

多维:上次采访时你也谈到,相当长时期,从斯大林到毛泽东,思考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都是联系列宁所界定的这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来展开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把现实社会主义看作是通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一个过渡阶段,或者认为现实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中的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你的研究领域侧重在科学社会主义,很多人也在关注,社会主义之后的共产主义,是否还有实现的可能性。重新思考共产主义,对于理解中国发展阶段有着怎样的意义?

宋朝龙: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纲领,取名《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将自己的主张称为共产主义,以区别于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当时的社会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才采用“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可的科学社会主义说法,理论内核和共产主义是一致的,也即只有通过把社会化大生产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解放出来、只有通过生产数据的社会所有制(国有制)、只有通过生产数据的公共所有,才能解决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共产主义实行社会所有制,排除私人垄断生产数据的可能性。

共产主义无非在政治自由的基础之上还需要实现经济自由,还需要生活和发展数据得到满足,还需要为人权提供现实的经济保障,这就要求在生产数据公有的基础之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共产主义之所以必须,是因为金融寡头所有制必然造成社会的分裂、撕裂、退化。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中,虽然还做不到生产资料的完全社会所有,但主要的生产数据是可以实现社会所有的。这种社会所有甚至在民主革命时代,就作为民主革命纲领的一部分而得到了实现。

其一,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国有化。银行是社会生产体系的中枢。银行的国有化,有利于发挥银行的社会生产组织功能、削弱银行在虚拟经济中的投机作用,有利于向中小产业资本提供信贷等。

其二,垄断性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垄断性生产数据的所有者实际上并不负责社会生产的实际组织过程,相反,其主要职能是占有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以及从虚拟经济中投机财富,因而,这种生产数据的国有化不会危及社会化大生产。在民主国家掌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途径对垄断企业实行“赎买”,并非难事。这种“赎买”是使社会生产服从于社会利益的手段。垄断性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不等于国有经济在经营机制上的官僚化,而是完全可以在职业经理的组织之下按市场方式运作,在遵循并利用市场规律的同时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

其三,土地的国有化。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最早并不是马克思主义(Marxism)提出来的,而是从李嘉图(David Ricardo)学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引申出来的资产阶级土地革命纲领。土地国有化不影响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也就是说,它只针对土地所有者,而不是针对农场主。土地国有化的意义,一方面在于消灭由土地私有权垄断所造成的绝对地租,相应地降低农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把由土地经营垄断带来的级差地租从社会寄生虫阶层手中转归国家并通过国家转化为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财政。土地国有化还包括石油、矿山等垄断性自然资源的国有化。

上述国有化的纲领,在工农联盟领导的新型民主革命中就可以实现,并通过进一步的发展而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根基。社会主义本身的根基是公有制,而公有制就已经体现着共产主义的原则。共产主义并非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遥遥无期的未来。这种观点是从共产主义的某些特点出发的,例如从按需分配等出发的。按照是否能够实现按需分配的尺度,共产主义当然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我们理解共产主义的时候,不应从未来特征出发,而应从与金融资本帝国的本质对立出发,应该从关键生产数据是为金融寡头所支配,还是为社会所支配这一点出发。就金融寡头所支配的生产数据已经通过国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这一尺度来判断,那么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则在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就已经存在着、实现着,就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制度规范的作用。

多维:你提到关键生产资料由谁支配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不仅中国在做,美国不少学者,比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在不断发文表示,要从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民主,尤其是美国国会山骚乱后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推特(Twitter)被封禁,大型科技公司的垄断问题愈发被聚焦。结合你所提出的金融资本的概念,以及背后的逻辑,美国正在争论的“从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民主”,是注定要失败的吗?中国的解决之道,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

宋朝龙:只要是大型科学技术掌握在公司手中、公司掌握在金融寡头手中,就难以避免公司利用技术歪曲民意、误导民意。完全不让大型科技公司操纵民意、影响政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2021年1月6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国会举行了一场抗议美国国会对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进行认证的抗议活动,宣誓人员和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一起出现在国会山。(Reuters)

但是,美国民主所遇到的危机,不仅是因为技术的异化,而主要是因为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社会分裂,这种社会分裂的程度已经超越美国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所能容纳的程度。

美国金融资本帝国在扩张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他们支配了各个方面,公共权力都在他们手里,没有其他的力量能够制约它、制衡它,他们不可能用损害自身利益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如果不能解决金融资本寄生性的权力,社会问题就没办法解决,美国就会处于长期的分裂并在分裂中走向萧条和霸权衰落。

特朗普主义也不能解决美国的社会撕裂问题。特朗普把互相矛盾的东西结合到自己身上。一方面,特朗普总体上推行服务于大财团利益的政策,本质上代表大资产阶级,他不会触动大资本的利益来满足底层的利益。另一方面,特朗普要迎合或者蛊惑底层民众。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都无法解决美国国内的矛盾,特朗普转而采取民粹主义打造国内共识,用身份政治、国民身份打造国内共识。特朗普有时候从美国失业工人的角度看问题,但没有办法把劳动力放到国际市场上就业,也没有办法把美国的中小产业搬到国际市场上来竞争。特朗普试图重建美国的共识,那也只能是乌托邦。特朗普要同时顾及大资本大财团与底层民众的利益,只能通过执行对外强硬政策来凝聚国内共识,例如寄希望于打败中国。但是,中国抵住了特朗普的战略进攻。

美国政治的演化趋势是,要么有一个更极端的特朗普,要么有比拜登(Joseph Biden)更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例如,桑德斯(Bernie Sanders)那样的政治人物。无论是更激进的特朗普主义,还是更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自由主义的媒体看来都是异端,前者会被作为法西斯主义来反对,后者会被作为共产主义来反对。自由主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自由主义自身的意识形态,为了维持金融资本积累和法权自由的表面上的统一,但是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深刻社会对立已经破坏了这种统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中,各个阶级中的个人都分享自由主义的理想,只不过各个阶级都从自己特殊利益的角度去理解自由主义,只有一部分纯粹共和派的知识分子、律师、媒体工作者等,从抽象自由的角度理解自由主义。但是,社会对立越深入,这种抽象的自由理念越会失去支持。这就是虽然美国媒体反对特朗普,但特朗普仍然有那么多支持者的原因。当然,特朗普自己也利用媒体来蛊惑民众。

确实,美国民主遇到的危机来自金融资本积累,来自金融资本积累的悖论逻辑。所谓金融资本积累的悖论逻辑,是指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足以支持寄生性积累而陷入危机时,金融资本反而试图靠刺激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危机,结果,危机越解决越多,越解决越难以解决。在自由主义秩序下,在金融资本操纵着一切经济、政治权力的情况下,金融资本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这样一种悖论逻辑之中。克服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根本途径,就是把金融资本所垄断的社会生产数据、交往数据、信用机构从少数寡头手中解放出来,转变为社会联合所有,转变为社会自由的真实条件。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已经做了很多探索,当然,还有更多的方面需要继续深入探索。

多维:上次采访中你谈到,这个时代真正的冲突并不是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虚假的表述,真正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金融帝国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模式与金融资本主导的投机性的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对立。你认为这种矛盾和对立可以最终化解吗?

宋朝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金融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之间,既有原则的对立,又共存于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边缘国家社会发展的一个制度优势,通过这一制度优势,既有可能避免被边缘化,又可能利用国际生产力来推进国内工业化。这也是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没有寡头利益渗透其中,所以国有经济和一般资本是可以做到“双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藉助自身的制度优势,吸收金融帝国时代的生产力成就而实现超越金融资本帝国的自主发展。

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寻租、全球性投机,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诸多困境,也加剧了发达国家自身的困境。金融资本帝国如果在国际上膨胀,那么国内社会民主运动也会被削弱,甚至被分裂,被引向右翼民粹主义。如果能在一种不同于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逻辑上来推动全球化,这将既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民众。这就是世界历史提出的当代命题。为了破解这一命题,历史将不得不回归到社会主义的逻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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