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是中国西北部的重要省份,联结中国内地与新疆的河西走廊就在甘肃境内,是中国十分重要的地理战略通道之一。不过,比较尴尬的是甘肃的发展水平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各省区中垫底,让甘肃成为“失落的世界”。甘肃的发展出路在哪里?对此问题微信公众号维舟发文《甘肃还能翻身吗?》,探讨了甘肃的发展史和其未来可能的出路。文章作者维舟系中国资深媒体人。

今年5月甘肃景泰县的第四届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出现重大伤亡事故,让甘肃成为舆论热点。图为事发后,当地展开应急救援行动。(新华社)

近日来,无数人都在关注甘肃白银越野赛的悲剧。从表面上看,出现这样的事是“天灾”,但如果更深一层看,这正表明当地欠缺大型活动的组织能力、应急预案和协调机制。本来,当地近年来举办越野赛事的初衷,就是想以“旅游+体育”带动这座工矿城市的产业转型,结果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冻雨打回原形,暴露出自身公共治理水平低下的短板。

白银的状况不是孤立的个案,倒不如说整个甘肃的缩影。去年,白银人均GDP(3.29万元)在甘肃处于中游偏低水准,而整个甘肃省的这一指标也只相当于中国均值的一半,在所有省份中排名垫底。

甘肃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困境,早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这最明显地体现在持续的人才外流问题上。甘肃每年高考约28万人,而同时流出的高学历人才竟达25万人之多,以至于有“其他省是创造GDP,甘肃是创造大学生”的说法,尤其对于定西这样的地市来说,考出去就是最好的脱贫之路。其结果,2010和2020年两次中国全国人口普查,甘肃是唯一一个连续两个十年都出现人口数下降的省份。很多人都想知道:甘肃究竟是怎么了?

一个内陆省份的大起大落

甘肃并不是一直这么落后的。就像很多地方的人一样,甘肃人也常常会回忆起本地最辉煌的那些年代:这个内陆省份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且一度跻身于发达地区。

有时这追溯至盛唐时期,“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然而在安史之乱后,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渐关闭,甘肃在数百年里都成了边陲和前线,到清末左宗棠西征时,已叹息“陇右之苦,甲于天下”了。虽然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几乎各地都难免经历盛衰无常,但很少有像甘肃这样大起大落,从“最富庶”跌落到“苦甲天下”的。

这还不是最后一次,近几十年来它又来了一次过山车般的经历:在建国初期,按人均GDP计算,甘肃曾是处于中国中上游的省份,但只不过短短两代人的时间,到2014年被贵州反超,排名落到倒数第一。

1952年,甘肃人均GDP为125美元,在各省份中高居第12——在如今看来或许显得不可思议的是,这甚至超过了福建(102美元)、广东(101美元),虽然和这一年最高的上海(430美元)颇有点距离,但却是垫底的四川(53美元)的两倍多。直至1978年,甘肃人均GDP(348美元)仍排全国第14,比浙江(332美元)、福建(273美元)都高,虽然和上海(2,482美元)的差距拉开,但也仍是最后一名贵州(175美元)的两倍。

甘肃的排名,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急速下滑的,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它远离得风气之先的沿海,经济结构的计划经济色彩又浓厚,其结果是:到1992年,甘肃按人均GDP(1,380美元)已坠落到全国倒数第二,比安徽(1,387美元)略低,但仍比贵州(1,017美元)高出不少。然而,在那之后,安徽、贵州也开始发力,近年更爆发出强大的经济活力,甘肃却被落下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认识的许多甘肃人都归结为“官场的腐败”;另一些人相信是由于人才外流,指责那些离开的人“不肯为家乡做贡献”;还有一些分析文章则认为是其经济转型滞后、不够“解放思想”,又或是没能争取到“国家政策倾斜”——让他们失望的是,“一带一路”也没能神奇地带动甘肃经济起飞。事实上,像人才外流这样的现象,既是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但在更大程度上又是其结果。

尽管还有很多人沉湎在过往的辉煌之中,但如今看来,甘肃在1949-1978这“前三十年”的“好日子”其实是侥幸。晚清时期,陕甘两省曾遭战乱的巨大破坏,社会经济严重倒退,直到民国时期,甘肃也未建立多少像样的近代工业,但在八年抗战山河残破之际,甘肃作为“大后方”却幸运地免遭入侵,又不像西南三省那样要竭尽资源来苦苦支撑局面。也就是说,1952年时甘肃之所以看起来还不错,与其说是其自身基础扎实,倒不如说是其余大部分省份都元气大伤了。

在建国之后,甘肃又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特别是像玉门石油(铁人王进喜就是在那里出名的)、酒泉钢铁、金昌镍都,都纷纷兴起,白银市也是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于1958年升格为地级市的。那也是甘肃人最意气风发的年代。

然而,任何社会发展都是不可能一步登天的。我父亲和一群上海知青1972年到兰州“支援边疆建设”,一干就是十五年,他后来曾很多次和我谈起自己的这个“第二故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当时甘肃各地的经济面貌是“截搭”的,现代化的工矿企业和落后、保守的农村面貌比邻而居,就像现在内蒙古最现代的风力发电机旁就是最传统的牧羊人生活,也就是“低端生活与高等科技结合”的所谓“赛博朋克风”。

甘肃不少地方至今如此。例如陇东的环县,去年GDP达到110亿元人民币,然而其中仅油田工业就占了35亿元,地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其实仅4亿出头,微不足道。换言之,如果不把长庆油田这一大型国企的产值算进去,当地的人均GDP立刻就要下降三分之一,而这些现代企业却不像江浙乡镇企业那样是当地自发生长、涌现出来的,甚至可以和本地社会没多大关系。

一个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仅靠几座工厂是不行的,它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越是到后来,这种截搭在一起的状况就越是会拖后腿,使甘肃无法和那些整体协调进步的省市相竞争,因为那些地方已经依托市场机制,可以源源不断地捕捉机会、持续改进,也避免了大起大落。这或许才是甘肃真正的困境所在。

出路在哪里?

毫无疑问,要带动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对任何一个地方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是甘肃这样地形复杂、各地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省份。去年,甘肃人均GDP最高的州市(嘉峪关市,9.02万元)和最低的州市(临夏州,1.58万元)之间竟相差近六倍!这意味着,同样的问题,在甘肃着手解决要困难得多。现代化转型没有药到病除的万灵丹,除了逐步完善市场机制之外,尤为重要的是激发民间活力。在这一点上,甘肃此前由于“计划经济+小农经济”的截搭式状况,往往两头落空。

“兰州拉面”全国知名,然而在各地顶着这招牌开面馆的,却大多是青海化隆人。2018年胡润百富榜,中国共511位企业家上榜,其中只有16人是甘肃籍或注册地在甘肃,而最知名的潘石屹虽是甘肃天水人,但他的创业、发迹、活动几乎和甘肃没什么关系。

当然,甘肃虽然深处内陆,但也有自身天然的地利:它是丝绸之路所必经的通道,且几乎贯通全境。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甘肃人对“一带一路”寄予期望,因为这原本确实是甘肃最能沾上政策红利、搭便车的机会之一,然而,且不说这也不会天上掉馅饼,若想要重现“丝绸之路”带来的辉煌,至少也得根据本地产业优势细化实施,否则仍然只不过是从这儿“路过”而已。

从这些年的布局来看,甘肃其实是想复制陕西和宁夏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在庆阳开发石油工业,试图复制榆林能源基地的成功,以及将陇南等生态不宜居的贫困居民搬迁到兰州新区,通过异地安置快速脱贫——那正是宁夏对西海固吊庄移民开发的经验。

但仅仅这样仍是不够的,事实上,甘肃已经错过了不少机会,特别是兰州没能像合肥那样,依托本地的一流高校建立科研产业中心,抢占高新产业带动的新增长点。步入城市群竞争的时代,如今甘肃尤为焦虑的是如何举全省之力,做大做强省会兰州,建立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尤其是兰州新区,更是被寄予厚望。但到目前为止,兰州总人口仍只有436万,仅为全省的六分之一,经济总量不到3,000亿。

受限于难以扩张的地理条件和腹地,兰州即便将来能容纳更多人口,很可能也仅能辐射带动陇中一带的五州市,因为河西走廊五市例来依靠自身的工矿产业为主,而占全省人口38%的陇东四市(天水、平凉、庆阳、陇南)一直以来却是在西安的引力范围内。

甘肃要振兴,固然离不开甘肃本地的努力,但也不应一味孤立地“自力更生”。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在整个西北地区,西安才是不可动摇的大都市,去年西安一个城市的经济总量(10,020亿元)甚至超过了甘肃全省(9,017亿),是兰州(2,887亿)的3.5倍。第七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西安常住人口已达到1,295万,比十年前暴增448万,增长率高达53%,显示出强大的向心积聚能力——相比起来,兰州这十年只增加了70万人,增幅不到21%。

对陇东的一千多万人来说,这是相当现实的问题。虽然现在规划中的兰太高铁旨在带动陇东平凉、庆阳的发展,但对很多当地人来说,去兰州远、路费又贵,还不如接入西安的经济轨道。在一个开放的格局下,破除行政边界的框框尤为必要——二三十年前,江浙两省也曾划地自限,不愿意和上海接轨,但这些年来长三角经济圈的协调合作证明,彼此打通,对双方都有好处。

要想达成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首先就得让人、资金和技术流动起来,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仅仅依靠几个现代化的企业、依靠省会来带动都是不够的,还需要思想观念上的转变,积极融入更大的经济圈,承接产业转移,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自身的相对优势。这条道路确实不容易走,但除此之外再无捷径可走。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