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神经现实

  1919年1月的一天,旧金山监督委员会的查尔斯·纳尔逊(Charles Nelson)向市长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此时,西班牙流感正在肆虐,但该市的反口罩联盟(Anti-Mask League)已经按耐不住了。支持该请愿的纳尔逊请求詹姆斯·罗尔夫(James Rolph)市长取消该市的口罩条例,称其“侵犯了我们个人自由”且“迫使那些不相信口罩作用,认为这会威胁他们健康的人戴上口罩,不符合真正的民主精神”。

  这套话语听起来可能很耳熟。1919年戴口罩未必有效,那时口罩效果差的原因,可能在于制作口罩所使用的材料和戴口罩的方式——人们把口罩系在脖子后面,还有一些人在口罩上戳了个洞,便于抽雪茄和香烟。还有一种阴谋论甚嚣尘上: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里掺了来自德国的流感。

  而正如今天所见,口罩并不会威胁健康,流感也不是传自德国。社会中一部分发声的人只是在否认他们面前的事实

  个体否认是一种心理防御

  否认(Denial)在美国人心中和荧幕上都时常出现。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流行病阴谋论、拒绝公共卫生建议的时代。人类否认事实和真相的防御性倾向,可以反映在一些很小的决定里,比如,选择坐拥挤的地铁或和朋友聚会,却相信自己不会感染新冠。波士顿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作家和教授纳西尔·盖米(Nassir Ghaemi)说:“这种否认很普遍,很符合人性,但也非常不幸。”

  *译者注

  “我们”在原文语境中指美国人。

  否认有其心理和社会目的。尽管它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它如今可能比以往都更常见,从彻底否认新冠肺炎存在的人们(比如南达科他州一位护士在推特中提到的那些垂危的病人们),到否认口罩和疫苗功效的人们,再到提及政府控制的阴谋论者。特别是集体否认,与情感和身份认同都紧密相关。

  从心理学来讲,否认始于内心的冲突,通常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出现。防御机制这个概念最早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894年提出,后来由他的女儿安娜扩充。本质上,这些机制是人们面对一些痛苦现实时的普遍反应。除了否认之外,人们应对日常问题和威胁的其它方式还有投射(projection)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盖米表示:“我们拥有的这些所谓的防御机制,是种思考或感受的方式,能防止焦虑或抵御某些导致焦虑的情感。某些个人反应会减少你的焦虑,但实际上却帮不到世界上任何其他人,并且可能正在伤害你自己。其典型之一就是否认。”

  例如,你可能已经失业或失恋,却仍然否认自己严重酗酒的问题,以避免面对上瘾这个更令人痛苦的事实。你可能在信用卡上欠了钱,但却拒绝打开账单,以避免直面欠债这个更大的问题。否认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但通常会让我们避免一些不想要的感受。

  集体否认不只是心理防御

  就公共卫生而言,广泛的否认比个体否认所产生的结果更加严重。盖米说:“人们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否认医学问题。在疫情中,个体否认,只会影响到他们自己。但危险之处在于,一群人否认疫情的存在,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而他们相应的行为会让疫情(传播)更加严重。”

  抵抗口罩指令或者疫苗可能远不止是一种反射性的态度。作家兼医学教科书作者奥斯汀·拉特纳(Austin Ratner)在《柳叶刀》(Lancet)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利用精神分析的某些见解来鼓励人们遵从医学建议。他表示:“我觉得疫情吓坏了很多人。他们拒绝戴口罩以及拒绝保持社交距离,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心理防御机制。

  否认也有一些灰色地带。例如,特朗普总统早期一篇推文将新冠肺炎与普通流感进行比较,被转发了12万次。人们常用这种把新冠肺炎与流感相提并论的做法,来证明新冠肺炎的威胁性被夸大了。比起完全否认,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承认新冠肺炎的存在,但对它的威胁程度表示怀疑,或是拒绝配合封城或注射疫苗。

  纽约大学心理学副教授雷扎尔特·比拉利(Rezarta Bilali)研究否认现象,因为它与群体暴力有关,他说:“否认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否认,即否认事件的发生,但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否认,例如合法化或部分承认。所以你可能否认某些事实,但承认所有其它事实;或是采用不同的形式辩护;或者只是重新解释其含义。”对疫情的否认与对大规模暴行的否认有很大不同,但比拉利认为群体认同的一些原则可以适用于此。

  通过否认维护群体秩序

  在比拉利的研究中,否认可以保护群体信念免受外界的挑战。她说:“当群体认同遭受威胁时,否认确实是一种回应或保护措施。通常,当我们高度认同某一群体时,我们也会认同其道德水平或群体特征。”

  否认也是一些群体从混乱中建立秩序,或解释无法解释的威胁的一种方式。比拉利表示:“在这场疫情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失去了对日常生活如何开展以及世界如何运作的理解。我们试图对当下有所了解,并有所掌控。失控也是一种威胁,激发了我们一系列心理反应来应对。”

  否认来自信息混杂与政治倾向

  比拉利说,其他因素也可能为大规模否认现象煽风点火。她说,关于新冠肺炎相互矛盾的信息为人们提供了背景板,使他们可以对这一疫情进行无数种解释和潜在叙述。“在美国,政治冲突很高,总体的政治信任度很低,这也是政府信息相互矛盾原因之一。”

  当抗议者们为他们的个人自由反抗并引用阴谋论时,一些人可能会将之总结为:拒绝接受公共卫生建议是由于那些人缺乏知识,或者完全拒绝否认的观点。但是,除了心理目的,对科学的集体否认还可能与政治倾向有很大关系,而与信息获取的关系不大。《关于拒绝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Denial)的作者阿德里安·巴顿(Adrian Bardon)最近在尼曼实验室(Nieman Lab)的一篇文章中解释到,当科学建议威胁到某人感知的利益或世界观时,其“政治、宗教或种族认同可以非常有效地预测,其对任何政治化问题专业知识的接受意愿”。他在书中引用的一项研究甚至发现,与科学素养较低的人相比,素养较高的人对气候变化(另一个两极分化的科学议题)的关注程度并不会更高。

  在情感层面应对集体否认

  那么。面对因政治和混杂信息而加剧了的否认,卫生官员该如何应对呢?许多参与过脸书辩论的人可以证明,与人争辩还不够。盖米说:“当你在处理情感时,只靠逻辑和理性是没有说服力的。一般来讲,你必须在情感层面而不是在完全理性和逻辑层面来应对情感。

  拉特纳和加米表示,诉诸否认背后的情绪,可能比简单地陈述事实和发布指令更为有效。拉特纳以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为例,他在某些推文中提到了否认,并直接承认这些情绪与新冠肺炎有关。

  拉特纳表示,是时候要将精神分析的内容纳入公共卫生信息传递中了。他说:“我觉得我在想:让我们为这支队伍添些新鲜血液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精神分析尚未成为主流学术对话的一部分。现在必须如此了。”

  拉特纳说,针对潜在情绪的交流策略可能更有效。这种策略看起来更像是疾病防控中心的危机沟通指南,该指南提供了灾难期间了解心理状态和建立信任的技巧。拉特纳还举了一个项目的例子,该项目利用可靠的信息传递员来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处于风险社区的训练有素的人员,可以有效地将信息传递给同伴。

  专家们说,对抗否认的第一步可能只是接受它的普遍性——即使它被社交媒体等新的信息渠道助长。盖米表示:“我觉得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否认是正常的人类心理。不过,有很多正常的事情,它们其实是有害的。”

  作者:Sophie Putka | 封面:Matt Chinworth

  译者:平 校对:Sixin

  编辑:山鸡 | 排版:呦呦呦尤

  原文:

  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mind/why-were-prone-to-de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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