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最初只是浙江嘉兴红船上几十人构成的政党,而今不仅成为世界最大执政党,拥有超过九千万党员,而且这一大党已经满百年。百年放在历史长河中,并不算长,但于近现代以来命运多舛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关键的一百年。加之经由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如何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日渐成为世界亟待直面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两个基本命题,多维新闻推出系列文章,此为系列文章第5篇。

在上世纪初的“主义竞逐”中有那么多主义,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在中国能落地生根,并且深刻改变中国与世界?当然,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壮大,并能领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政权密不可分。但中共也是中国历史的产物,这里要问的其实也是为何中共代表的社会主义能落地?

原因很复杂,但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政治文化方面,即中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内在的契合之处。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经典理论学家主要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维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后来针对俄国的特殊情况,又提出了历史条件不同使得“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无论是马恩还是列宁都没有认识到传统政治文化的维度,甚至就连中共也只是提出了“联系中国实际”以及“中国特色”这个概念,没有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

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性使其能更深地在中国扎根。(多维新闻)

事实上,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取得成绩,与两者在文化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密不可分。中国儒家传统的大同可以说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同时中国文化从来都将经济视为社会稳定与政制合法性的基础前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都与此类同。中国文化讲究公平公正,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正是社会主义公平价值的核心。中国文化还最讲究辩证,从易经到道德经而下几乎所有传统经典都有辩证思维的存在,而辩证正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特征,同样,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论述也都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影子。

大同社会和社会主义的契合

在社会理想上,中国儒家从孔子到康有为都有“大同”的理想,而这与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社会叫“大同社会”或“天下太平”。《礼记·礼运篇》引用孔子的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所表述的大同世界代表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以至于清末重要改良主义者康有为的政治改革著作还名为《大同书》。

此外,中国还有一种社会理想,即“太平”世界。“太平”世界的社会理想最早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提出来的,其基本意思就是天下大治、人人平等。宋朝钟相起义时提出的“等贵贱,均平富”的口号也是“太平”世界的理想。到了近代洪秀全起义时,将“大同”、“太平”理想表述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也”。总起来看,“大同”、“太平”理想代代相传,已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的构成,能在中国社会获得广泛的精神共鸣。

因此很多人认为有了这个思想基础,当马克思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传入到中国后使人感到“似曾相识”,从而对其怀抱一种可感知、可理解、可接受的愉悦的文化认同心态。当然,中国的“大同”、“太平”理想的平均主义与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有实质的区别,但这并不影响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文化契合口。

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都非常重视经济民生

重视经济民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坚持以经济社会的物质条件发展为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基础,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相比于政治社稷,更加重视民生经济尤其是人民的衣食,而且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老子认为统治者必须顺应民意,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明确地把“民”的重要性放在其思想体系中的首位。《论语·尧曰》:“所重:民、食、丧、祭。”认为民是第一位的,明确提出“古之为政,爱民为大。”孟子则直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提出仁政的思想,一个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和谐与安宁,根本在于得乎民心,顺乎民意。而得民意最重要的就是“使民以时”,而“民以食为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使民以时”、“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同时,《管子》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重视经济民生的原理有相通之处。

相通的辩证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另一个相通的地方是辩证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Hegel)那里继承来了辩证法,最讲究的就是历史自身的辩证发展,从不固执于一端,看到矛盾的互相转化。而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则十分早熟,甚至深入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从老子《道德经》到《周易》的六十四卦,从孔子到朱熹、王阳明,都是讲辩证法。老子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孔子讲“可与立,未可与权”,主张坚持原则,又要懂得权变。《周易》全部六十四卦都是在讲事物的“变易”和“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辨性已深入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维具有学理上的相通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迅速接受的思维基础。

至于中共后来所提出的小康社会、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中共进行反腐败、加强党建最看重的是理想信念和自我修养,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一脉相承。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借鉴《礼记·礼运》中关于“小康”社会的描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保民、安民、富民、乐民”的民本思想有关,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直接受到中国古代“讲信修睦、以义为利”、“合则强,孤则弱”的睦邻外交思想和天下主义的滋养。

这些例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里相耦合之处,而它们二者的契合让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提供了广阔深厚的思想空间。

反击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亲近感

为何会有这种契合?显然这不是偶然的。两种思想的相合除了精神取向的一致,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近代所面临的历史痛苦。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被西方列强以武力打破国门,从此遭受西方侵略欺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性文化最初一直是拒斥态度,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传来后,有了不同。因为社会主义是对西方强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文明弊端的批判和反击。

而这就迎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中国人的心理,给了中国传统文化以自信,终于找到了对付西方现代野蛮文明的盟友,那就是社会主义。这使得它们二者在感情上更容易接近。但另一面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因素,但总体来说是属于前现代社会的产物,若没有现代自由、独立、民主等价值理念的革新,仍会被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捆绑在一起,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的批判很容易也泛化成对现代价值的抵制,从而让二者在反对现代性的维度上站在一起。这就表现出来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封建色彩,也有共同的一面。这显然是属于扭曲了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

概而言之,中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扎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取向有很深的契合之处,同时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文化的相同立场上,中国近代以来所处的历史境遇也催生了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的亲近感。这都是中共能在中国扎根的政治文化渊源。当然,这种基于文化适应性的必然关系并不代表就一定能建好社会主义。目前来看,中国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而且还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与制度模式,除了文化的独特性,更与中共以及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努力分不开。当然,中国能否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抵制威权化、专制化的陷阱,让社会主义理想真正变成人人都能深切感受到的可能,将继续考验已经满百年的中共。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