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大畠一也(Kazuya Ohata,音译)开始遇到睡眠问题,其后被诊断出精神分裂症,并数次为此入院就医。然而在2016年,40岁的他入院后遭到持续六天的“绑床”,并在松绑后因长期无法活动引致深静脉血栓而死。

大畠一也一案去年获名古屋法院判以胜诉,为类似事件中首次有医院被判违法,日本精神病院过度使用绑床等约束手段也因而再度引发关注。

今年初,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一项新调查发现,在精神病院的住院病人中,约有30%的身体受约束时间超过一周,超过10%的案例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绑床”最长的案例中,患者遭绑床达5663天,即便超过15年,情况非常夸张。日本全国心理健康福利协会联合会(Minna Netto)的秘书长小畑康弘(Yasuhiro Obata)说:“一个星期应被视为非常长的时间。5663天根本是剥夺了人格。这证明患者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 他说:“如果外界不关注,精神病院里的不正常现象就会变成常规。”

随着逝者家属将“绑床”致死事件诉诸法庭或向传媒披露,长期缺乏公共监察的日本精神医学科内存在过度绑床问题在近些年浮出水面,引发社会关注和要求改革的呼声。但在日本精神病学会游说团体的影响下,为精神病患者“松绑”的改革措施难以推进,部分精神病院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倾向多收患者、延长患者住院时间。

2020年11月25日,法国西部一个精神病院的急诊室里,一名病人正在休息。(AP)

精神病房内的治外法权

大畠一也在2016年12月入院数日后,因对一位护士暴力相向,院方自12月14日起对其四肢和其他身体部位进行捆绑。但6天后,大畠一也却在松绑后死亡。

根据日本《精神卫生和福利法》,医院可在三中情况下对患者进行“绑床”:患者存在迫切的自杀或自残企图;多动或躁动明显;若不采取行动,病人生命可能受到威胁。在法庭上,医院援引第二种情境进行辩护,但法官指出,在对患者进行身体约束时,患者并没有反抗或行为激烈,因此不符合情况规定。

日本筑波大学精神病学家斋藤环博士(Tamaki Saito,音译)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由于相关标准的模糊性,根据医院内部组织的决定,(执医时)很容易出现滥用“绑床”手段的情况:“在精神病房里,几乎存在着一种治外法权,举例而言,(有时医院)可能仅仅因为病人有跌倒的危险就对其作出身体束缚。”

美国密苏里州一家有数百年历史的精神病院,如今被改成展现旧时精神病治疗手段的博物馆:Glore Psychiatric Museum。(网上图片)

日本47NEWS新闻网引述日本非营利机构、社区精神健康和福利组织(Combo)主席宇田川健指,现实情况是,即使患者(状况)不符“绑床”的情况 ,但他们会因被指违反医院规定被绑。 本身患有精神疾病的宇田川健在住院期间就多次受到身体限制:“我被捆了一个晚上,没有人来看我。 在某些情况下,只需要医生的一个电话就可以(解除束缚)了。 ”

2019年9月1日,《读卖新闻》大阪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身体约束:三年内猝死风险超过40》的调查报道。 该报告采访了全国的警察总部,根据司法尸检的结果和其他因素,判断在2016至2018年11月,那些在死前曾遭“绑床”且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 的案件有47宗。

为何滥用“绑床”?

除了过度绑床造成的生命威胁,长时间被绑、完全丧失自主行动能力的状态更是剥夺了 患者的尊严。但为保护患者及他人的安全,“绑床”仍作为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必需手段,在各国都存在。联合国则在1991年通过《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规定身体限制唯有在“该手段是仅剩的防止对患者或他人即时或紧迫的危险时”才能使用,且使用这种手段的时间不得超过为此目的必要限度。

2020年11月25日,法国西部一个精神病院的急诊室里,一名病人正在打电话。(AP)

然而,去年发布在《流行病学及精神医学期刊》(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 journal)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日本,精神病患者遭到“绑床”的概率为在美国发生的270倍、澳大利亚的600倍、新西兰的3200倍之多。

为什么日本存在如此严重的绑床现象?研究主要作者、日本杏林大学精神病学教授长谷川利夫(Toshio Hasegawa,音译)对《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记者表示, 专业医疗人员短缺是造成医院依赖“绑床”的原因之一。长谷川教授在2016年对超过1400位医护进行的调查显示,60%的人认为更高的医护/患者比率能够减少使用“绑床”手段。

在日本,整个医疗产业都存在长期人手不足的情况,但当地仍不断扩充精神病床数量,以此维系精神病院的营业收入。长谷川教授指出,尽管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正在从传统精神病院转向社区精神健康服务、抗精神病药物等其他新型的治疗手段,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OECD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精神病床总量超过了33万,占全球 同类病床数量的五分之一。而根据日本政府早年对精神科的规定,精神病科医生对病人配备比例要求,更是只有普通科病房的三分之一。

病院求自保 宁绑床不减床

2014年,厚生劳动省成立的“减少医院床位研讨小组”会议中,研讨小组委员、医院院长千叶潜表示,如果长期住院的精神病患者转移到社区中的机构,(精神病)医院很有可能会面临亏本。另一小组成员、日本医师会常任理事叶梨之纪也表示:“目前的制度不允许私营精神病院减少自己的病床”。

2017年,一位来自新西兰并患有躁郁症的教师在日本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后去世,尽管医院方面否定执医不当,但尸检结果显示其死因为深静脉血栓。国内外媒体一时聚焦日本精神医科产业背后的弊病。然而,改革仍然难以推进。资深医疗记者佐藤光展指出,由1200家医院组成的日本精神病院协会一直在阻挠有关的社会倡议。

此次大畠一也一案,名古屋高等法院虽判家属胜诉、勒令医院支付3520万日元赔偿金(约合港币248万元),但院方亦准备上诉。支持院方的日本精神病院协会主席山崎学(Manabu Yamazaki,音译)认为,在大多数案例中身体束缚的使用都是正当的,问题更多存在于协会以外其他300多家医院。他又表示,担心一旦家属最终胜诉,可能会导致一些精神病 院为了避免法律问题而拒绝部分患者,“我们认为,长期来看(这样的结局)可能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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