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21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最初只是浙江嘉兴红船上几十人构成的政党,而今不仅成为世界最大执政党,拥有超过九千万党员,而且这一大党已经满百年。百年放在历史长河中,并不算长,但于近现代以来命运多舛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关键的一百年。加之经由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如何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日渐成为世界亟待直面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两个基本命题,多维新闻推出系列文章,此为系列文章第二篇。

1921年中国军阀割据、列强侵略之际,中国共产党悄然成立。此后100年时间里,中共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建国立制、改革开放,以及当前的新时代,已是一个执政70多年的百年大党。

在这100年时间里,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三人,分别是中共在三个重要历史阶段里的领导者,是中共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之中的其中一员,也都在中共的百年历史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在三人之外,中共领导集体团队与中国民众则是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同样不可低估。

毛泽东的革命与探索

毛泽东是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也是中共所建立的“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

中共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毛泽东是1921年中共正式成立的参与者,引领了中共武装革命和建立基层政权的实践探索,使其免遭国民党剿灭。尤其是自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经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取得全国性政权,建立全新的国家制度并进行社会主义式的建设发展过程中,作为领导者的毛泽东都在中共领导集体里发挥了最大的个人作用力。中共的指导思想、组织体系、运转逻辑和发展方向,也都被毛泽东施加了最多的个人印迹。

毛泽东改变了中共,令其从一个弱小、不成熟的小党变成了一个大国的执政党;毛泽东也改变了中国,令其从一个内部纷乱、外患入侵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毛泽东赋予中共出色的领导能力,以及治军治国的经验,也在领导中共治理国家时犯下许多失误,甚至是制造了灾难,例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些都是中共历史上的教训,值得深刻和持续反思。

邓小平的执政党改革

比毛泽东年轻11岁的邓小平,是毛泽东领导中共、治理国家的经历者和参与者。他是毛泽东治党治国的继承者,也大幅度度修正了毛泽东的路线与方法,并在毛泽东逝世后开创了新的改革开放时代。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后,中国官方称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创立者”。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共面临严重的执政危机,而邓小平的上台和治理,其实也挽救了中共。他批判性地总结毛泽东留下的经验教训,制定并尊重党建治国规则,例如摆脱更多的领袖崇拜和意识形态纠缠,更妥善地拿捏集中与民主、保守与开放的关系尺度,并设定新发展方向。

相比于毛泽东推动实现中共建党执政之功,邓小平则是让中共得以作为一个更实质意义上执政党来发挥集体作用。这得益于邓小平赋予该党基于实践的自我驱动,以及比个人意志更可靠的制度体系。后者集中体现为1979年3月30日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

因此即使在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邓小平退出中共领导层,其所设计和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依然得以延续,并在经过40年的发展之后,让中共和中国都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习近平的执政现代化

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如何革命的问题,邓小平回答了如何执政的问题,习近平则正在回答如何持续执政的问题。

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相同,习近平上任之初的中共也正面临执政挑战。彼时的中共已是一个规模庞大的政党,组织体系惯性运作40年,暴露了越来越多的体制性弊端,例如脱离民众和官僚主义,官商界线不清导致的大面积腐败,内部利益集团的膨胀与分化,地方主义对中央权威的挑战,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形势的警惕与打压。这些挑战是中共长期执政后无法回避的必然结果。

习近平需要框定中央与地方、政治与市场的关系,重塑党内凝聚力,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打击制度体系内部腐败的同时提振其活力和治理效能。制度体系不是万能的,而解决制度体系的问题则是执政党需要一直面对持久性挑战。

习近平多次提及传承“红色基因”,“红色江山不变色”,如果得以实现,将意味着破除王朝兴亡交替的“历史周期律”。其意义不仅在于中共避免失去执政党地位,也在于中国免于经受又一轮的漫长国家混乱和人民苦难。

当然,政治领袖和政党往往是相互塑造、相互促进的关系,政治领袖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往往在政党历史上有迹可循,背后是有一以贯之的逻辑,但同时不甘平庸的杰出政治领袖又会反过来影响政党,为政党发展注入新的因子。毛邓习和中共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相互塑造、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

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今天中国的崛起,全仰赖于这几位有着先知先觉和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其实不然。因为在这个时代大变局里,不仅有最高领导人、执政者,还有数量之巨的普罗大众。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对于当家做主的强烈愿望,在邓小平时代求变的渴望,在习近平时代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中国崛起的最大推动力。从这个层面来看,政治领袖与政党的相互塑造与相互影响成效几何,最终都需要以民众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和检验标准,而且普罗大众也无时无刻不在塑造与影响政治领袖与政党。

习近平正在带领中共迎接第一个百年,他还将是中共第二个百年的开创者和规划者,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想目标,而国家的现代化对中国来说首先必然是执政党的现代化。

站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肩膀上的习近平,能让中共变成一个持续保持现代化的政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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