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肆虐一年有余,拉美可谓是全球受创最深的区域,该地人口占全球总数不到9%,但录得的新冠案例却占到近两成,死亡人数更是高达全球四分之一,经济萎缩比例也居世界之最。

观乎拉美过往历史,每次大危机之后总会出现猛烈政治转向,如今,平均病殁比例位居全球首位的秘鲁已率先迎来政坛巨变,一位毫无从政经验的激进左翼乡村教师以4.4万票优势险胜前总统之女,虽然双方还在就最终结果激烈拉锯,但秘鲁的变天趋势已然清晰。

在拉美,缺乏从政经验、仅靠个人魅力和意识形态上位的反建制领袖一直层出不穷,而且由于贪污之风盛行,民众总是对局外人抱有格外的想象。但即便这样,秘鲁本月选出的新总统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的资历欠缺程度也算得上拉美之最。

前乡村教师险胜

这位51岁、有25岁教龄的前乡村教师,在去年疫情封锁期间还在想方设法为五、六年级小学生远程上课,但他所处的丘古尔区(Chugur)是秘鲁最穷地区之一,学生家中通讯工具只有具基本功能的手机,被务农的父母别在腰间带去农地,远程授课无从谈起。

愤懑于国家缺乏补助的卡斯蒂略因此萌生了竞选的想法,他曾在2017年因领导教师罢工而具有一定名气,与全国教师工会关系紧密的激进左翼小党“自由秘鲁”(Peru libre)遂推选他为候选人。在他于今年4月出乎意料地赢得第一轮总统选举之前,几乎没有观察者多达18人的总统候选名单中多看他一眼。毕竟他看上去实在太不够格,总是戴着安第斯山脉农民人手一顶的稻草帽,当他骑马参加集会时,气氛比起政治集会更像乡间聚会。缺乏教育的他也明显对政经常识知之甚少(据说连国家预算和国内生产总值都分不清),具体政策也是翻来覆去,只有口号式政纲。

卡斯蒂略在其田地上放牛。(美联社)

他对内主张矿业公司缴纳的税率翻一倍以上至70%(这比起第一轮选举时主张全盘国有化已大为退让),以更多地投入教育、医疗等领域,并承诺修改以市场经济为纲的宪法;对外主张退出旨在推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的“利马集团”,并对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抱有敌意,党魁曾在古巴学医的“自由秘鲁”更呼吁拒绝美国国际开发署援助和关闭美军基地。有保守媒体就哀嚎卡斯蒂略会带来共产主义,将秘鲁变成古巴。

卡斯蒂略的对手与他是两个极端,对方是毁誉参半的前右翼总统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之女藤森惠子,地位显赫、经验丰富、立场亲商。藤森家族自90年代以来在秘鲁政坛拥有巨大影响力,兼具提振经济、剿灭极左恐怖组织的光环与独裁、贪腐的恶名。但惠子比起其父的经济才能,更多展现出的是政治操弄手腕,她过去十年带领在野党“人民力量党”在国会翻云覆雨,去年通过弹劾赶走改革派总统,被视为守旧的既得利益者代表。

对于不少中产阶级秘鲁人来说,这两个选择都让人抗拒,好比在癌症和爱滋病中做选择,但他们大抵一边念叨“两害取其轻”,一边捏着鼻子投了惠子一票。但在贫穷的矿区,民众压倒性地选择了卡斯蒂略,例如在加拿大第一量子矿业公司投资18亿美元的阿基拉区(Haquira),有高达96%的选票流向了他。在政治精英主导的秘鲁政坛,农民和旷工久违地看到了能代表他们的总统候选人。

根据6月15日揭晓的最终计票结果,卡斯蒂略以4.4万票的微弱优势(也即0.25个百分点)胜出,不肯服输的惠子则以选举舞弊为借口要求取消部分选票,双方仍坚持不下。不管卡斯蒂略最终能否在惠子各色手段下守住总统之位,未曾被粉红浪潮席卷过的秘鲁已明显左转,这是秘鲁政治的巨变,也或许是拉美左翼再次当道的前奏。

藤森惠子目前仍然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美联社)

左翼政府长期缺席

外人可能很难理解,秘鲁过半选民为何甘愿将国家前途交付给毫无经验的乡村教师,就算再怎么渴望变革也显得草率。但站在秘鲁底层民众角度看来,这是在长期缺乏强力左翼政党实现财富再分配的情况下,他们不愿再忍受分配不均和建制派腐败成性的爆发。

梳理秘鲁历史就可发现,该国明显缺少左翼政党执政期。拉美第一波左翼民粹主义浪潮崛起于大萧条时期,当时普遍以“靠山吃山”模式出口初级产品的拉美国家深受重创,政治上代表大众利益、经济上建立本国工业体系的思潮顺势崛起,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都在30至50年代先后迎来了左翼政府。不过,秘鲁因出口产品种类更丰富,在大萧条期间相对受创较少,工业化动力较弱,直到50年代中才刚起步,这也意味工人阶级兴起得更晚。当阿根廷的贝隆(Juan Perón)大刀阔斧实行再分配改革时,秘鲁的新兴左翼势力仍无法动员足够力量胜选。

好笑的是,秘鲁军方1968年为防止左翼“阿普拉党”(APRA)历史性胜选而发起政变,上台后反而践行了阿普拉主义,包括激进的土地改革、没收外资企业和回收矿场租借权、建立大型国企等,但由于触动多方利益,又在1975年被军方另一股势力推翻。等到军方还政于民后,左翼在1985年才终于首次执政。

秘鲁历史上很少掀起强大的左翼浪潮,卡斯蒂略激发了该国的左翼力量,图为他的支持者6月16日在首都利马游行以表达支持。(美联社)

不过此时,拉美多国已在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市场化改革条件,开始纷纷拥抱新自由主义了,智利更在70年代政变后就先行一步、成绩亮眼。秘鲁逆流而行的左翼政策显得格格不入,也难以吸引外资,最终缺乏经验的“阿普拉党”在债台高筑、经济危机、极左翼恐怖组织“光明之路”恐袭不断等种种难题面前败下阵来,也让左翼力量信誉大跌、一蹶不振。

此后就开启了秘鲁三十年新自由主义之路,阿尔韦托・藤森1990年胜选后力推市场经济改革,并为此发动“自我政变”以高度集权、扫清改革障碍,还成功粉碎了“光明之路”。该阶段秘鲁经济高速发展及社会稳定给了藤森主义巨大光环,即使他本人贪腐指控缠身,但此后历届政府仍将其经济政策奉为圭臬,即使是打着中左翼旗号上台的总统执政后也因强大的藤森主义惯性、缺乏足够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而趋于保守,让投票给他们的底层选民深感背叛。

新自由主义在秘鲁长期当道,这就造成在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等国从上世纪末起陆续迎“粉红浪潮”、推动社会福利工程时,秘鲁相关政策明显力度不足。虽然该国依靠其丰富的矿石资源以及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繁荣,保持了几乎三十年不间断的正向增长期,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转移支付,导致地区发展高度不平衡,农村贫穷率比城市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沿海首都利马繁荣兴旺,而利马郊区竖起的隔离墙(也被形容为秘鲁的柏林墙)外,穷人密密麻麻挤在山上棚户区内,这种境况在赋予了秘鲁矿石财富的安第斯山上随处可见,他们在疫情面前毫无自保能力。

利马郊区山上的隔离墙,隔开繁荣市区和山上棚户区。(来源:非牟利组织“拉丁美洲北美议会”)

而此次疫情更突显了秘鲁医疗、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网的不足。该国染病后死亡率高达近10%,每百万人中就有5,673人病殁,位居全球之最。此外还有大量缺乏正式工作的民众堕入贫困。因此,当卡斯蒂略打出“富裕的国家没有穷人”的口号时,当他呼吁重新分配矿产财富至教育和医疗行业时,就得到终于感到自己能被代表的底层民众的积极响应。

建制派政客阻碍改革惹民怒

秘鲁的此次变天,除疫情催化了该国迟到的分配正义的呼声,藤森惠子等传统政客贪污无能、沉迷扳倒改革派政府而非抗疫等做法,也让许多民众对建制派彻底失望。

这番政斗要从2018年说起。时任秘鲁总统因被巴西反腐行动“洗车行动”揭发贪腐而辞职,他的落马也标志着秘鲁1985年至2018年的五任总统在贪污问题上无一幸免。惠子本人亦被卷入案件,被揭发瞒报来自巴西公司的政治献金,后被收监13个月,该国贪污风气猖狂程度可见一斑。

当时接任的第一副总统比斯卡拉 (Martín Vizcarra)大力推行反腐措施,赢得民众拥护。他绕过反对派把持的国会,通过修宪公投订立了禁止政客收受私企政治献金、禁止议员连任等政策,可以说触犯到所有建制派利益,令其被国会围攻,反对派无所不用极其地阻碍其改革立法,导致其寸步难行。当比斯卡拉在2019年9月为打破僵局试图解散国会重新大选时,国会拒绝听命,反而宣布将对方停职12个月,这等夺权做法引发社会震惊。最后在军方介入支持比斯卡拉后,国会才退而同意次年初大选,换届之后不久就疫情杀到。

但严峻疫情当前、医疗系统崩溃、裹尸袋供不应求之时,国会反对派比起关心国民健康与生计,将更多精力放在扳倒比斯卡拉上。去年11月,九大反对党联合以比斯卡拉道德不端、抗疫不力为由发起弹劾,迫其下台。难得的“反腐英雄”落得如此下场,就让民众对建制派越发失望,乃至发起十几年未见的大型示威以示抗议,这也是他们在本届大选不再支持藤森惠子的一大原因。

秘鲁去年11月示威抗议国会弹劾总统。(Getty)

长期的新自由主义至上导致贫富严重不均,以及贪腐成性的建制派政客一心阻碍改革,这便是秘鲁民众即使愿意相信前乡村教师,也不愿再投票给传统政客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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