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共二十大,在人事布局上也料会有所变化。(路透社)

“新时代,新气象, 新作为”,这是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的政治口号。这一点也体现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南海的用人上。比如在面对香港乱局时,北京不仅祭出底定乾坤的港版国安法,还对治港机构进行了系统重构,重新启用“老将”骆惠宁赴港冲锋,夏宝龙重回一线坐镇。再比如,湖北新冠肺炎疫情危局,应勇、王忠林异地赴任救火,王忠林随后更上一层楼——由武汉市委书记升任湖北省长。

中南海的上述用人,呈现出不拘一格之势。相信进入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共二十大,在人事布局上也会顺应时代变化,根据局势的变化和用人的需要,作出更为“大胆和出格”布局。这里的“大胆和出格”,指在选人用人上,大概率不再拘泥于以往选人、用人的条条框框,人事布局相较以往可能更加不拘一格,在传统的人事考量之外,可能会更加侧重现实局势的需要。其中以宣传、政法和外交“三大战线”可能发生的变化,尤为值得关注。

在宣传系统层面,5月31日,中共政治局就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无疑是摆在宣传体系工作的头等大事,也将是未来宣传体系用人的重要考量。

习近平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他还表示,“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习近平对宣传系统最新的要求。图为4月22日晚,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讲话。(新华社)

更深层次的讲,这已经不仅是一个宣传问题,还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问题。观察人士指出,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非革命性输出”,是于西方文明的直接竞争,其实是输出中国认识与改变自身和世界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意即人们常说的世界观、价值观。因此,在选人用人上也应该跳脱传统的思路,比如可能不仅需要熟悉内宣的官员,或者有国际视野,甚至需要具备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素养的官员担纲大任。

多维新闻曾指出,举凡世界各国的文明竞争、意识形态比拼,归根结底,是世界观、价值观的胜负之争。而以今天全球思想市场的现状来看,纵使暴露出的内在弊病而有所削弱,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知识体系基本上维持着一家独大的格局,仍然保持着压倒性态势。相较之下,本就处于下风和守势的中国,没有背后强大理论体系作为支撑,外宣做起来必然非常吃力。

至于政法领域,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台后在政法系统的动作不断。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决定》中,不仅废除了劳教制度,提出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同时对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作了具体部署。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并对加强中共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政法职业管理制度以及三中全会的改革事项进一步细化。

显然,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习近平时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政法委作为中共党内对各级司法机构实施领导的机构,被称为“刀把子”,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选人用人上,政法委书记通常选择地方大员转任的公安部长接任,更强调的是政治先行,在依法治国的“法”的层面,没有足够的体现。中国传统政治中,政法体系的排序为公检法,即公安、检察院和法院,这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们在政法体系的权重。人们注意到,政法委员会的构成中,政法委会书记除外,通常他的副手由一名兼任公安机关领导的副书记来充任。而通常,公安部部长也会是下一任政法委书记的第一人选。

中共对于政府系统的改革,可以说,已经基本实现由“破”转“治”,未来在用人上也可能在“治”的层面上有所侧重。在中共历史上,政法委书记通常由地方大员接任,只不过会在公安部部长位置上历练一番,近年来还没有出现由法官或者检察官,或其他职务官员等担任政法委书记的先例。观察人士指出,依法治国是习近平时代重要的抓手和标签,政法系统应更强调“法”,有法律背景的官员担纲大任,对于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而言,可能不失为一种选择。要知道,政法委的前称曾为“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

中共二十大后,中国的外交团队也将发生变化。图为2021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右)、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左)于阿拉斯加出席中美会谈。(路透社)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中共二十大外交系统的用人也必然服从于这一大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战略服务于国家战略。无论是毛泽东时代的积极进取,还是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抑或是今天的更强调“有所作为”,以及所谓的“战狼外交”,中国的外交官们一直服从于国家大局和发展需要。今天,以美国主导西方世界,面对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无所适从,采取了遏制政策。中美已经陷入“新冷战”,是很多观察家的共识,一如当年美苏之间长达半世纪的、被称为“冷战”的政治对抗。

在之前召开的中共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更是提出,中国外交要“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如此高调地表示将“积极参与”并且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习近平这一表态,彰显中国外交已经告别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根据诸多智库和机构的预计,中国将在2028年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中国崛起,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改变,不仅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东西方格局的改变,更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民族国家的开始)建立以来数百年国际格局的改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在外交上突围破局,可能不仅需要有外交经验的外交家,还需要立足国内政治,充分了解中国国情,拥有大局观——用中共的话说,充分理解“国之大者”的政治家。外交系统的选人用人上,根据以往经验,通常会更加侧重选择外交系统出身的职业外交官,但观察家指出,由有处理外事外务经验的地方大员担任,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当然,最终会否发生变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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