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6日,中国浙江大学举办共享与发展研究院成立仪式暨共同富裕研究高峰论坛,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作了题为“共同富裕与中国共产党的新使命”的演讲。以下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研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郑教授的演讲稿内容。

我想从学术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即共同富裕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四个观点。

共同富裕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共同富裕是我们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共同富裕不仅仅是浙江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更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实际上,对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来说,共同富裕的问题还不能也没有提上它们的议事日程,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还是贫困,如何脱离贫困才是它们的大问题。中国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完成了前一个使命,即反贫困。过去40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世界反贫困做出了最大贡献。我们已经促成8亿人口绝对脱贫,仅18大以来就有1亿多人口绝对脱贫。这些都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在我们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之后,我们不能忘记世界上很多国家依然面临贫困,甚至是绝对的贫困。

即使对富裕国家来讲,也面临着共同富裕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虽然实现了富裕,但是还是面临着一个共同富裕的问题,即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问题。今天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面临着一个可以称之为“托克维尔难题”的问题,即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经济不发展,社会肯定贫困;但经济发展了,社会不见得稳定。经验地看,社会不稳定不见得是社会经济不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以后反而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托克维耶尔所分析的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前的经济发展有关。马克思分析的原始资本时代也是这样。实际上,马克思那个时代,是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经济发展加速。不过,当时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因为原始资本主义导致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导致社会不稳定。今天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也是同样一种情况。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中,美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或者说,全球化为美国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是,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被很少很少一部分人所掌控。从前美国人自豪地把自己称之为中产社会,但现在美国已经演变成为富豪社会。80年代前美国(包括大部分西方国家社会)中产达到70%左右,一个社会如果达到70%中产,那么它是稳定的。政治激进不起来,因为无论左派政党还是右派政党都要照顾到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从80年代以来,美国一方面经济发展非常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但中产阶级缩小,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萎缩到50%。民主党的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时美国中产每年以一个多百分点下降,为特朗普民粹主义的崛起准备了社会条件。

中国几代领导人力推的脱贫任务主要是针对中国落后的乡村地区所面临的基本生存生活问题,解决绝对贫困的兜底工作。(新华社)

我们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反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面临诸多问题。第一,我们国家还不够富。我们的人均GDP从八十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提高到去年的11000美元,但离发达国家还差很多。并且我们的老龄化非常严峻,“未富先老”是基本格局。第二,我们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已经变得很大。我们所说的“社会”就是一个共同体。尽管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是绝对公平的,但如果收入和财富分化太大,那么社会很难成为共同体。其实,中国的经典说法“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这个道理。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逃避了绝对贫困状态,今天我们要转向共同富裕,探索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因此,我认为,探讨共同富裕不仅是对浙江有利,对国家有利,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利的。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执政基础

我要讲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她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一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国经典上尽管没有“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社会主义的理念一直是中国经典的核心。从《礼记》到康有为,“大同社会”的概念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好表述。近代中国,来自西方的各种主义在中国百花齐放,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应有尽有。但是,为什么所有其它的主义都是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上,而只有社会主义被接受,并且生存发展了,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符合中国文明的理念。

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拥有“大同社会”的理念,但这种理念仅仅为理念,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但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理念的实践具有了条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式,一直在对“社会主义”进行不断地探索和进行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是一个已经固定的概念,而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丰富和充实。它不是一个乌托邦,而是一个可以不断探索和尝试的实践。改革开放以前,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下,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在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下,我们经历了第一波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如果没有这第一波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中国也很难看到现在的工业基础。邓小平时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要改变贫穷社会主义的状况。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先富裕起来”就是为了突破“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我们可以把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称为“发展社会主义” (developmental socialism)。这一波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非常大的。我们从80年代初那么一个穷的国家发展到现在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现在有4亿中产;更重要的是,如前面所说,我们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使8亿人口脱贫,十八大以后不到十年我们又有一亿多人口脱贫。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宝贵的经验。

现在我们到了下一步,就提出了共产党第二个百年的社会主义如何定义,如何实践的问题。十九大提出来中国未来“三步走”,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这一步已经实现),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实现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是社会主义基本现代化,还是全面现代化,内容非常丰富,但“共同富裕”肯定是一个核心内容。在世界范围来看,贫穷社会是不可持续的,是一定会消失的,但是一部分人过度富裕、多数人富裕不起来的社会,像英美的这种经济体,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今天把“共同富裕”提到议事日程就是在这个新时代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别忘记了,邓小平完整的表述是:让一部分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把世界上的“贫困社会”和“富而不平社会”做个比较,我们探索的共同富裕是有世界性的意义的。

共同富裕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我想讲的第三个观点就是:共同富裕就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我们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从发展的视角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80年代,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流行,大家都在读芝加哥学派自由主义作家哈耶克的书《通向奴役的道路》(The Road to Serfdom),作者说计划经济是一个“乌托邦”。但是,80年代以后,西方新自由主义盛行,资本太过于主导经济生活,演变成为另外一个“乌托邦”。经验地说,国家太过于主导经济和资本太过于主导经济,两者都会是“乌托邦”。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共同富裕,我们已经脱离了“贫穷社会主义”,现在要走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我们提“共同富裕”不是要制造另外一个乌托邦,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探索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理想。在这方面,我们还是需要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很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说要消灭私有制的,但是这个已经证明为行不通。我们自己也走过了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计划经济,现在我们放弃了。今天中国是一个混合经济体,既有国有资本也有民营资本,也有国有民营的混合资本。我们已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新,正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才使得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今天世界性的问题表明,我们需要继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马克思对社会的分析,把社会分为两部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这个分析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是对的。但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加以发展的。我们今天讲“社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共同富裕”,它的主体就是人民,就是社会。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可以加入一个社会变量,或者社会结构变量。经验地看,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而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上层建筑。从北欧社会的实践来看,经济结构跟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而非原教旨主义式的意识形态。只有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公平社会的理念。我们追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政治,但也要考虑社会结构问题。我们要好好总结改革开放以后的经验,在哪些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在哪些方面需要做继续的贡献。

浙江实践的普遍意义

我想讲的最后一点是浙江实践的普遍意义。这次第14个5年规划把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就是这个背景。浙江是我老家,我也经常回去考察,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就是研究浙江经验的。在“共同富裕”方面,我觉得如果从东亚文化的角度去看浙江经验更有意义。比起其它省份,浙江的发展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实现了公平的发展。这种状态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早期发展类似。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在早期实现了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公平。尽管每个经济体的发展方式不一样,但都实现了基本社会公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一些经济体社会公平的恶化是在八十年代之后,因为一些经济体跟随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八十年代之前,这些经济体都做得很好。这些经济体都没有经历像欧洲那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平地实现了社会公平。

无论是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经济学,都可以对浙江经验进行好好总结。就社会公平问题,人们一直在讨论“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这些都很重要。浙江能走到现在这一步,表明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我自己的观察有三点。第一,主要是“上不封顶”,发财赚钱不应当封顶,鼓励大家赚钱赚得越多越好。第二是个“保底”,即要把基本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好,“保底”社会。浙江在这些方面尽管也存在着不平衡,但较之其它省份要做得好。第三是“做大中产阶层”,建设橄榄型社会。

浙江为什么能做到公平发展?如果再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浙江处理好了很多重要的关系,包括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内资与外资的关系,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关系,大型企业与中小型微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制造业跟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等等。例如,浙江发展过程中,内资占据主导地位,而广东是外资占据主导地位,而内资与外资对当地社会尤其是社会共同体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研究“共同富裕”,但不能把它视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我们一定要尽量总结我刚才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公平发展”的经验和欧美发达国家“富而不公”的经验,我们既不能搞贫穷社会主义,但也不能搞“富而不公”。“共同富裕”不能走回“共同贫困”的局面。所以,尽管这个研究院叫“共享与发展研究院”,但我认为把“发展”放在前面更为合适,“发展与共享”。现在中国的主要问题还是需要继续把蛋糕做大,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之上把蛋糕分好。我们既不能学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光做大蛋糕而分不好蛋糕,也不能学印度只讨论如何分好蛋糕却没有人做蛋糕,我们要走出中国自己的共同富裕道路。我觉得把浙江作为一个切入点来研究,至少从学者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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