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居然落得“欣然同意”胶东半岛诸多权益让予日本的下场,国内有识之士愤慨难当,掀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运动,并且身体力行地宣扬各种政治理念,筹组以重振国运为目标的政治组织。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启发、于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亦是其中之一。

时隔一百年,中共现在是中国的执政党。在这百年巨变之中,中国和中共都走过了不同的阶段,而中共在创党的头十多年可谓历尽生关死劫,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才迎来转机。在那些刀口上舔血求存的日子,中共在党内外激烈斗争中达成了一致的方向,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层,建立纪律与组织严密的军政系统,构建了影响力延续至今的信念传承。

中共眼中的“中共”:理想如何落地?

建党初期,中共人数甚少、成员年轻,多是充满理想情怀。日本大文豪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4月访问上海时,就采访了中共建党人之一的李汉俊。在交谈中,时年31岁的李汉俊踌躇满志地表示:“现代中国应将如何?此问题之解决,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此种政治革命于中国改造之无力,过去既已证明之。现在亦复将证明之。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少年壮志,尽显无遗。

中共建党人之一李汉俊。(维基公共领域)

不过,也正如李汉俊自己所说,“种子在手,唯惧万里之荒芜,或吾力之不逮也。是以不得无忧吾人之肉体堪此劳任否”。刚刚诞生的中共缺乏治理经验,对政治之难、国情之难缺乏深刻认知,况且在军阀割据的年代又缺乏武装力量,面对国难当前显得无力,以至于时人不乏认为中共不过是知识份子的乌托邦政党。

即便是在彼时的党内,中共也曾有巨大分歧。后世人们尝言,中共的革命成功是因为既有精英阶层领导,复有广大群众基础。可是在创党之初,中共虽然主要由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领导,但是在“广大群众基础”该从何而来的问题上,却长期缺乏定论。

譬如,陈独秀等人重视工人及贬低农民,认为进步的城市力量应充当运动先锋。但是李大钊等人却更强调农民的重要性,他鼓励年轻知识份子要到农村去解放农民,以激发农民的革命能量。

陈独秀(左)及李大钊(右)。(维基公共领域)

在此之余,彼时的中共又几乎完全受“共产国际”指导,以至于做出一系列昩于时势且过于左倾的错误行动。中共彼时在湖北、湖南和江西进行群众运动,强化群众运动、武装工农,并动员群众扰乱及攻击国民党右派,乃至发生诸如1927年文献学者叶德辉在长沙“农民协会公审大会”上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被枪决的极端事件,令即便是支持农民运动的毛泽东都感到不妥。

而当中共党内都没能就“中共究竟是什么”达成共识,党外对其的印象就更为分裂。

国民党和有产者眼中的匪徒?

提及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印象,一个不可避免的主角便是国民党。20年代初,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正逐渐完成从一个松散团体到执政党之转变,在苏联的援助下,国民党逐步建立组织性,培养枪杆子,并参循“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在苏联指示下与中共协作。对当时的国民党而言,中共既可谓是无可推辞的同僚,亦是实现国家独立、消灭军阀割据,驱逐帝国主义的伙伴。

苏联派出的军事及政治顾问鲍罗廷(左二)与蒋介石(左三)在黄埔军校。(维基公共领域)

然而,国民党第二代领导人蒋介石对中共的看法则与孙中山有根本性不同。1923年,蒋介石等人赴苏联考察,他一方面积极学习苏共在军事政治和党务方面的长处,另一方面也得出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之结论。这种认知也成为他日后决意铲除中共的思想基础。

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中共获得政治实务及军事经验,国民党却因中共是否内部渗透策反,以及土地革命进程,爆发严重内哄,乃至爆发“清党”和数次对中共根据地的围攻。在国民党眼中,武装对抗国府的中共依然显露出其夺权的真实目的,是勾结苏联的“黄俄”。这既是因为蒋介石本人对中共政治理念的不认可,亦是基于当时各方逐鹿的现实国情。

另一方面,前文言及的左倾政策,也令中共很难获得地主及城市居民等有产者的认可。自国共决裂起,中共在各地发动的罢工进一步增加,百余场武装起事遍及14省140余县(市),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活动,严重损害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乃至安全。这些行为一方面将既得利益群体推至对立面,另一方面也被不少人视作“破坏社会秩序的匪徒”。例如在当时上海发行的商业报纸《申报》上,报道就常以“共匪”来称呼中共党员。查看该报诸如“普宁县再遭共匪焚杀”、“焚掠江阴之共匪首领在沪拘获”等的报道标题,大概已反映部分城市人眼中的中共形象。

可是,这些由地主、资本家、中产阶级组成的有产者群体,又如何能够代表彼时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国民?

农民眼中的“中共”:革旧图新的解放者

后世认为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国府“南京十年”是乱世里的黄金时代,但对于当时广大农民和底层城市居民而言,国军不外乎是分治中国的军阀里的最大一支,官僚只换了个主子,而大地主和资本家则换了另一支保护他们的枪杆子,剥削依旧无止,贪腐依旧无尽。

而对当时不少知识份子而言,相较于满清和军阀,国民党纵然有其先进的意义,无论是孙中山五权分立的宏伟畅想,还是蒋介石等人基本统一全国的努力,都值得肯定。但国民党却依旧没能为广大国民带来真正的改变,且其自己也沦为了另一个最大的军阀。在这些人的眼中,提倡农工革命、打倒旧体制、体恤到广大基层国民生活艰难的中共才是真正的进步力量。鲁迅等人笔下对一个个小人物的塑造,何尝不是反映了当时国民受困于苦难和愚昧的现实?而这又何曾是彼时国民党所关注的重点?

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中,女主角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礼教、习俗观念的不合理。(中国图书网)

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等人一反陈独秀等人指责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妨碍统一战线”等看法,指出“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革命者必须抓大放小,国情之复杂必然不能面面兼顾,而以“农村包围城市”为革命重心的路线,又何尝不是毛泽东等人对彼时中国国情更切身的体悟?

在国共决裂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遵循共产国际在城市中发动罢工、暴动,却又接连失败,毛泽东等人则在江西和湖南腹地等地深入农村,创建苏区。后来历史不仅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方为正确,更折射了彼时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国民对中国共产党之认可和期待。

在流窜和挫败中奠定共识

而后的历史便是众所周知:中共在城市的力量几乎覆灭,国民党的数次围剿亦成功将中共赶出皖、赣、浙、闽等地的根据地。历经“长征”的中共主要力量,最终抵达、汇聚于陕甘苏区。

在那实为窜逃的过程中,中共的一系列军事失利,使领导层和部众相信毛泽东才代表正确的路线,乃至在遵义会议上终结了共产国际主导中共的情形,奠定了后续的发展方针。

在长征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主导中共的情形结束,毛泽东(右一)成为真正的掌权者。(维基公共领域)

回顾中共在1921创党到1936长征结束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尝试了不同的路线,并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亦在这过程中给彼时中国国民的不同群体,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有人视之为匪徒逆贼,有人视之为不法分子,有人视之为浪漫而不切实际的空谈者,亦有人视之为真正继承了孙中山救国精神的革命者,乃至是黑暗中的希望。

对中国共产党自己而言,那最初的十余年也是“认识自己”的阶段。一众分歧,最终在切实的尝试和一再的失败之后,凝聚出了共识。而随后时局的演变,尤其是日本于中共中央抵达延安翌年全面侵华之后,数万万国民同仇敌忾的激愤,旋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更重要的目标: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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