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饱受恐怖主义困扰的中国新疆自治区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发生恐袭事件,但在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场里,新疆几乎是现今人权状况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在多家西方媒体报导之后再度形成一波对中国新疆的批判浪潮。近日还有存在美国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指控新疆发生所谓“反人类罪行”,敦促联合国进行调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于2021年3月末表示,已向中国提出希望联合国人权专员能够自由进入新疆核实相关报导。

新疆正在承受外部争议,面对西方掀起的批判浪潮,以及由此导致屏蔽新疆的棉花、蕃茄等产品,事件折射出了包括外宣在内的中国“软实力”的短板。

从胡锦涛时代开始,中国就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致力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但不论是在近些年发生的中美贸易战、香港修例风波,还是突如其来的新疆人权问题争议上,和外宣息息相关的中国软实力输出的效果显然并不理想。

中国自弃话语权

在近年新疆形势转变过程中,中国外宣策略的失误,是现今新疆遭受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来看,中国本轮治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中国政府对新疆展开触及问题根源的治理,以高压政策、强力手段反恐,同时为相关民众开设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简称教培中心)“去极端化”,纠正极端思想,教授通用语言、国家法律和就业技能。相关部门对于新疆的治理方式秘不外宣,中国的媒体、网络和坊间皆是鲜有耳闻,中国境外则开始零星出现一些耸人听闻又未经证实的指责。

第二个阶段,新疆反恐成效显著,相关部门也意识到不该将最能证明高压反恐正当性的“证据”束之高阁,弃之不用,遂逐渐放开舆论管控,通过推出新疆反恐纪录片来引导舆论,夺回话语权。不过,外界有关教培中心的不利传闻已成声势,被习惯性称之为“再教育营”,西方的媒体、政界、非政府组织群起而攻之。

第三个阶段,中国开始主动反击,一方面宣传新疆和平稳定局面,召开推介会,邀请其他国家使节、媒体前往查证,另一方面也试图以反恐和扶贫来掌握舆论主导权和主动权。但是因为已然失了先机,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很难扭转西方舆论的第一印象。

西方媒体之所以能够构筑起一整套脱离中国新疆实际的叙述体系,源自西方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迎合了西方国家内部对“宗教迫害”、“强迫劳动”乃至“种族灭绝”等历史印迹和文化氛围的厌弃,还与中国新疆治理的不透明,以及媒体报导宣传的自我设限直接相关。

其实,中国内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存在共性,中国设置教培中心“去极端化”借鉴了英国、法国的做法,而且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趋势放到今天的欧洲,放到今天的北美,乃至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相同的情形。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启讷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西方应对这样的情形,采取了很多方法,不管是用新的法律规定,还是用无形的教化,他们都做了……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从来没有用过西方式的手段对付穆斯林,可是在后毛泽东时代,因为面临全球化,以及和西方完全相同的伊斯兰的挑战,中国不得不采用一些西方国家采用的手段,但这些手段比西方做得要温和,比如说对于穿黑袍、蒙面、留胡子做了一些限制,在现实生活中不见得能够执行,只是做了一些表面的规定,对于宗教教育的内容做了一些规定,对于国家认同的教育内容也做了加强,这个西方国家也有做,而且做得特别多,他们更强调对西方价值的顺从、归依和融合。

此外还有针对恐怖袭击,中国也会采取比较严格的检查措施,这些措施没有一种和西方不一样,都是相同的。”而且中国在反恐过程中探索的一些举措,对于其他国家的反恐也有参考价值,但相关部门对此闭口不谈,将话语权拱手让人,甚至在西方逐渐兴起脱离新疆实际的不利舆论后也不予澄清,结果只能由西方塑造国际舆论对新疆治理的第一印象。

还有一个关键原因,中国外宣需要面向全世界,但其人事组织、制度框架、行事风格,却与中国整体宣传形态并无多少区别。可以说,中国外宣自困于“政治正确”框架的底色,实际还是由“向内看”的官僚体系主导,最终无法取得外部舆论的认可,所以新疆今天面临的局面,也是可以预料的结果。加之中国的“内宣”与“外宣”存在太多的政治“辅导”,往往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向受众宣教,这与中国每年举办的央视春晚类似,许多面向全国观众的人文节目掺入了太多政治因素,以硬性灌输取代春风化雨,其宣传效果可想而知。

外宣背后的文化差异

除以上种种原因之外,中国与西方之间还存在显著的人文环境和意识形态差异。这也是中国外宣对西方难起作用的主要原因。

欧洲的林立小国生存于陆地与海洋的交接地带,分割了本就有限的土地。中国则拥有广阔的平原,倾向于建立和维护统一的国家形态。亚欧大陆两端的不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的国家形态,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不同的文化样式与思维习惯。

得益于率先进入“大航海”时代,西方启动了工业革命,建立了全球市场,主导了国际秩序,也掌握了世界主流舆论。西方式、小国寡民式的社会形态,对个体权利的重视,对“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追求,引领了全球政治发展潮流,被视为放之四海皆“正确”的目标。

因此,西方舆论的关注焦点,很容易转换成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而西方的观察视角和评价判断,也很容易塑造世界受众的认识。这是西方“软实力”的基石,这种长期态势的形成已经历时两百余年,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中国新疆话题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引发共鸣,当然也有西方内部原因。例如,新疆维吾尔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西方社会素有保护少数族群权利的文化、政治传统,而且推崇“民族自决”的政治理念。因此当西方媒体和少数人宣称新疆维吾尔族受到迫害时,很容易在西方社会激发集体性反对。

西方的崛起之路大多经历过伤害少数人或其他族群的过程,例如德国屠杀犹太人、英国贩卖非洲黑人、美国猎杀印第安人。西方媒体积极介入全球议题,少数人宣称维吾尔族的“悲惨遭遇”,正是击中了西方社会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此引发的复杂心态。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文化较为保守内敛,既不乐意将本国的负面状况展示于外,也鲜少触及中国之外的争议性问题。因此在中西之争的舆论场里,中国的劣势有自身“软实力”不及西方的原因,也有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

另外,中国外宣的低调与被动,或许基于一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防御性姿态及其相关外交政策。只是随着中美博弈加剧,中国对美国已经明显趋于强硬,中国的外交政策或许已有所调整,而外宣领域仍有所滞后,迟迟未见成效。

总之,当下正在急剧发酵的中国新疆话题,暴露了中国“软实力”不足的短板,是中国外宣遭遇的一次深刻教训。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在意识形态等领域将形成长期较量的架势。如果中国外宣持续不振,中国所承受的外部舆论压力将难以缓解。所以对中国而言,外宣的改变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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