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是各大工会、劳工团体和市民大众上街为其劳工身份的经济及社会权利发声的一次大型集会。尽管五一游行的倡议与多数身为劳工的台湾民众息息相关,但在长年“失去左眼”,对“工会”与“公会”,难辨其“左”、“右”的台湾社会,不少人往往只会觉得这不过是场“行礼如仪”的游行。但事情真的只是如此吗?

蔡英文政府2016年至2018年期间在全面执政下两度修恶劳动法的工时管制,引发台湾劳团及青年群体的高度不满。(中央社)

谈及台湾自1988年以来的五一游行,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同时也是其行业工会会员的陈信行向多维新闻网表示,几十年来,尽管每年五一游行会随着劳工运动的高潮低潮让游行气氛不一样,但就算劳资对抗的情势没有那么激烈,但“五一就该出走出来”是台湾自解严以来劳工运动所共同创造的某种“文化传统”。

陈信行补充道,这也不单是台湾工运独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自1889年以来,为纪念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牺牲,世界各地的工运都有意识要继承与发展的传统。“就算是行礼如仪”,但也证明以劳工集体身份,不问蓝绿、为多数劳工共同利益发声的“劳工运动还没死”。

“走五一游行已是台湾大多数工会团体有高度共识的惯例,不走反而是奇怪”台湾高教工会、机师工会研究员陈柏谦向多维新闻网说道。这也是为什么每年五一游行能动员出一定规模的人数,而其中有六成至七成是固定的基本盘。

陈信行说,“这或许也是工运是跟其他领域的社会运动一个最大的差别吧!”像是环保运动如果没有什么大一点事情的话,说要上街游行,好像有点怪怪的,但工运在五一这样的日子,就算没有什么事情,大家都会觉得不上街反而才怪怪的。

从五一游行人数变化来观察,陈柏谦说,基本上没有很巨大的跌幅,人数的增减主要还是取决于该年度有无重大议题带动工会、劳团系统外的更多民众参与,“政党轮替”在五一游行方面,不是决定人数多寡的变向。例如蔡英文任内两度修恶《劳基法》时,也曾为游行人数带来高峰。

然而,五一游行的意义是什么,只是“行礼如仪”吗?陈柏谦认为,五一游行给了不同职种、不同身份类别;或同一职种,但平时在不同单位工作的人们能有一个“看见彼此存在,以及看见彼此遭遇处境雷同”的机会。尽管人们的诉求,不会在一场游行后就立即达成,但彼此看见的过程,让人们对于劳工“作为一个集体”的想像更容易被形塑出来,也让人获得团结与争取权利的力量与勇气。

另外,谈及近两年来台湾某种“抗中保台”的社会气氛,是否有削弱劳工运动的力量或批判力道?陈柏谦认为,社会运动内部确实存在“投鼠忌器”的问题。现在民进党策动的舆论和“网军”已经很习惯,也很会把批评的声音打成是“国族认同的对立面去”,这个问题不只发生在劳工运动上,也发生在其他社会运动上。

陈信行也有类似的感受。不过,他表示许多对自身劳动处境不满的人们,虽然在投票行为上是“含泪支持”蔡英文,但这也不代表他们就真的认为“蔡英文或民进党是挺劳工的”,也不会为了“抗中保台”就觉得“我就活该被老板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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