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1年4月,新疆棉花、新疆人权等问题仍在成为中美对峙大格局之下的有效棋子。自从美国国会审议通过“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案”以来,这一横跨特朗普(Donald Trump)、拜登(Joe Biden)政府,成为美国两党共识的口号一时间已在华盛顿乃至西方大行其道,成为一种鉴别美国阵营内“盟友”的切口。

就新疆问题而言,它是个长期历史问题,与之围绕的对策与攻防是美国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遗策的延伸。美国和中国在新疆问题上主动和被动面对的局面,已成为当今国际环境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也与此有关。

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右)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左)、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背对相机)就以色列问题进行讨论。两年后,布热津斯基对阿富汗的策略影响帮助美国自1949年后重返新疆问题舞台。(Getty)

边境危机三十年

对美国来说,新疆以及此后的“东突”、“疆独”问题是其20世纪70年代末干预阿富汗问题时期的收获成果。苏联解体后,此前十年间新疆的外部环境、政治风气、相关组织以及群众基础均呈现有利于渗透方的一面。

美国之所以没有立即针对新疆采取行动,与当时的中国国情有关。1993年时,中国综合债务率为146%,外汇、财政、银行三大赤字同时爆发,此后,国企改革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失业,这种局面让西方寄希望于“中国崩溃”、“和平演变”,而不满足于小打小闹的局部行动。

目前,立足于美国的东突组织已在其同行中取得较高地位,这与美国颇有关系

但美国情报部门仍选择加大力度酝酿周边环境。CIA从1997年后加派人手进入中亚地区,按照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等著述中谈及的那样,维持存在及影响力。

进入21世纪,新疆地区的环境较之阿富汗战争时期已出现局部恶化。在2009年“7·5”事件后,当地局势出现了三大危机。他们也大都被华盛顿认识并利用。进而成为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时期批评中国人权的有力武器。

首先,在CIA、居伦、灰狼党、阿富汗各地军阀以及中亚各国势力盘根错节的介入之下,到2009年之前,还有至少60多个NGO在新疆活动。北京事后才发现各组织不仅开展常规的“宗教渗透破坏活动”,同时还能“中高层人员中培植亲美势力”。

“7·5”事件后,美国在操作新疆问题时已占据上风

其次,新疆南部和田、喀什等地的长期贫困以及伊犁地区的经济衰落引发了当地民心的失衡。20世纪90年代末的西部大开发没有给这些地区带来显著的变化。相对于新疆其他地区, 反而越来越贫困落后。这一客观事实引发的社会不公和社会不满最终加剧了当地的民族矛盾。

再次,面对新疆贫困地区青少年失学,当地民众也不满足于经济发展、社会开放伴随的风气败坏之,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就以办学和以纠正道德等方式填补基层。

但总的来说,奥巴马时期的对华策略是采取整体攻势,相对于朝鲜、以东南亚为中心的亚太、以维权人士为中心的中国人权问题,新疆、西藏等细节仍属于奥巴马“不冒犯中国”的重点。在奥巴马执政末期,华盛顿设法推动“中美阿三边合作”机制,试图借中国把俄罗斯挤出阿富汗问题的长远格局。

在奥巴马政权时期,以国务卿希拉里为代表的一批政要虽然在中东等问题上显出了进攻性,但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最终还是选择稳健方针。图中的希拉里摄于2012年。(路透社)

也就在美国政权于奥巴马到特朗普(Donald Trump)之间发生更替之际,中国也终于在新疆问题上调整了态势。北京间接确认了民族矛盾的核心在于南疆地区在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间经济的衰败。因此,对和田等重点贫困地区,北京从2010年确认了19省市对口援疆独行动。在推动经济之余,北京也在设法改变新疆的内部环境。这背后包括自2010年开始的反恐进程,譬如2014年后的“全民反恐”进程。进而化解当时“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网上有市场”的环境。在北京近10年的经营之后,新疆环境对北京已大有改善,双方的力量对比转向终于到了有利北京的一侧。

难以放弃的理由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在新疆问题上又迎来了特朗普(Donald Trump)时期的波动。

对特朗普当局来说,他对新疆“人权”问题的兴趣直到2019年初才突然开始,这与2018年末,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勃发,部分欧美国家及人权组织指责“再教育营”有关。

英国记者曾进入新疆拍摄当地实情,但这并不妨碍西方继续借此对北京施压

到2019年1月,知名鹰派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提出《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草案,此人又在同年4月宣布“中国已成匹敌美国的战略对手”,随着美国一跨党派议会团体同期敦促制裁他们所谓的“涉嫌侵犯人权”的中国企业,并把中国具备全球市场统治力的海康威视、大华等监控企业列入黑名单,新疆问题开始在特朗普时期呈现更多经济色彩。

但总的来说,新疆问题在特朗普的手中仍然只是技术性选项。《纽约时报》等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5月后为推动中美的贸易协议,选择搁置了针对新疆问题的的制裁措施。

因此,虽然美国国会在2019年12月3日,即中美宣布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10天前通过了一份有关新疆问题的修订法案。但该文件就被暂时挂起,没有对2020年1月15日时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贸协议》造成直接影响。

到2020年,特朗普卷入了和中国围绕新冠肺炎而起的舆论战当中。对此,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攻击更多地转向了“意识形态”领域。由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因为疫情无法重启,特朗普为了连任,在稳住第一阶段协议的前提下,只能更多打中国相关的几张牌。

在特朗普和拜登当时已经陷入了对华强硬的无休止比拼,且特朗普政府内部右翼幕僚占据上风之际,特朗普政府最终接连打出了香港、台湾和新疆的几张牌,还在2020年11月宣布东伊运组织已不是美国认证的恐怖组织,这些举动对于特朗普的连任于事无补。

2021年2月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介绍美国总统拜登到讲台前发表演说。虽然此人认同其前任在新疆问题上的态度,但华盛顿方面就给出了另一种评价。(美联社)

随着拜登政府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对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的立场表示肯定,美国在新疆问题上的态度的激化又被拜登当局继承至今。目前,拜登政府所面临的新疆内外环境已经不足以其施展更多拳脚。譬如在特朗普时期尚有机会体面撤出的阿富汗问题,而今几乎就成了单方面选择。在2021年3月19日,阿富汗塔利班还警告美方不要违反5月1日电撤军承诺,否则塔利班方面将做出反应。

不可否认,很多华盛顿政要仍寄希望于中美关系的好转,他们执拗地认为中美关系的精髓似乎也恰如美国政治,都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在拜登的幕僚中,希望中美妥协、各退一步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果中国同意成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那么美国或许会在国际分工、价值观等问题上都容忍其成长。

在3月17日中美高层首脑的安克雷奇会晤后,外界发现,美国的头等大事只是确保其在处理问题的方法和面对中国时让美国人受益,这一点与特朗普、拜登时期抵制新疆番茄、棉花的做法是一致的:借新疆问题延伸出的“强制劳动”问题在于遏制中国产品于高端市场的表现,打压其定价权,展示了美国在常规经济等领域斗争中的乏力,不得不借助非常规武器或概念武器应对中国。这种现状似乎也将成为未来美国在新疆问题上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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