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与欧美之间围绕新疆人权问题的舆论争端愈演愈烈,双方你来我往,层层加码,且短期内没有任何消减迹象。尤其是在欧美内部,似乎已然形成了一股自上而下的有关中国在新疆地区严重侵犯人权的强烈共识。

相关意识形态基础即为当今欧美世界对自由价值几乎毫无保留的高度推崇,且通常将其置于核心价值观之首——所谓“不自由,毋宁死”的格言即由此而来。

在自由价值观中,欧美社会又对其中的“自由意志”论说格外看重。在这一论说的逻辑之下,北京方面在新疆的所作所为就显得颇为“十恶不赦”了:当局违背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自由意志”,将其扭送至再教育营(西方舆论称为集中营)进行培训改造。更为大逆不道的是,中国方面居然宣称此种改造为了当地民众的长远福祉着想,而完全不顾此举已经完全忤逆公民个体之自由意志的残酷事实。

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今欧美世界对自由意志的极度推崇恰恰从侧面反映出该价值在西方历史实践中的长期缺位以及在后期补救中某种矫枉过正的冲动所在。

自由意志的历史缺位

在中古时代,一神教(基督教)主导下的欧洲几乎没有给个体自由意志留出任何空间。彼时的罗马教廷完全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信众只有被动接受神职人员解释的义务,而质疑权利则遭到教廷的系统性剥夺。同时,任何被教廷界定为“离经叛道”的异端之举都遭到严酷打压——哪怕起因只是对正统圣经解释的些许不同意见。

虽然近代早期的宗教改革运动部分松动了教廷在圣经解释权方面的垄断,但并未解决“神性主宰个体意志”的根本问题。直到近代晚期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个体的自由意志似乎迎来了即将解放的曙光。

部分出于对此前欧洲历史进程中自由价值长期缺位的考量,法国大革命的主导者们打出了在当时颇具号召力的“自由、平等与博爱”旗号。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之下,彼时的欧陆(尤其是西欧地区)掀起了此起彼伏的人性解放运动。

然而,由于欧洲文明中缺乏深厚的中庸之道智慧的平衡,脱离了神性主宰的世俗化进程逐渐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即重新以某种不同于中古神权专制的,以现代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对个体自由意志的加倍压制。这种压制在二十世纪走向登峰造极之境,甚至险些将西方现代文明的积累毁于一旦。

1930-1940年代由德国纳粹党一手打造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将国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类似于中古时代上帝的定位),个体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意志。这种国社一体的建构逻辑加之纳粹体制中强烈的种族压迫色彩,使得彼时的个体自由意志不要说有所施展,就连基本的生存都是难题。这套体制随着纳粹德国的武力征伐扩展至全欧,一时间成为全欧范围内的“显学”。

更为不幸的是,压制个体自由意志的模式并未随着纳粹体制的瓦解而烟消云散。冷战时代东西对峙的格局同样让自由意志成为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在苏东阵营,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着重强调集体意志的凝聚,个体自由意志则被消融于抽象的“人民”概念之中。

在西方阵营,虽然在明面上推崇自由价值,但出于对“赤色洪流”润物细无声般悄然渗透的恐惧,国家机器对公民个体的监控力度毫不逊于东方阵营。相比于苏东阵营对自由意志的“积极消解”,西方阵营倾向于对自由意志做“消极压制”,即为该意志划定一些在官方意识形态看来不可触碰的禁区,而这些禁区大多与“红色幽灵”有关。

自由价值的现实补位

正是出于对历史实践中长期缺位的自由意志之渴望,铁幕消散以后的欧美社会有着强烈的践行自由意志的民意基础。于是乎,在后冷战初期应时成立的欧盟将全面保障自由价值的理念划入联盟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之中,在治理实践上小心翼翼乃至如履薄冰地避免让政府的“有形之手”干预公民的自由意志。

为此,欧盟内部以申根协议为主导框架解除了各成员国之间的边界控制,使得联盟内部人员的自由流动以及自我选择工作居住地成为可能。同时,公民自由意志在联盟立法层面得到根本性保障——《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出台让国家机器直接监控个体隐私的行为失去了合法基础。此外,从联盟到成员国层面已经形成了系统完备的保护公民个体自由意志的“政治正确”氛围。

然而,西方文明缺乏中庸之道智慧积淀的缺陷在上述“反正”过程中再次暴露出来。一方面,普通公民出于对相去未远的“当局打压自由意志”的历史记忆而对政府的相关管治举措抱持着某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另一方面,出于对干预自由意志合法性的担忧,当局在多数时候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对各种治理缺陷放任自流。但当公民反抗行为冲击到体制的核心权威时,平日缺乏与民众良性互动的当局又只能施以强力弹压之举——近来,在欧美各国此起彼伏的反疫情封锁抗议运动就是上述“自由矛盾”的生动写照。

正是在上述历史惯性的不断助推之下,当前欧美世界的自由执念已呈积重难返之势。在这种情形下,西方阵营对中国“自由偏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将持续发酵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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