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草案。(中国央视截图)

北京对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核心目的,就是让香港的管治权力掌握在让北京可以信赖的治港者手中。此即“爱国者治港”的要义。北京时间3月30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草案,即香港特首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以“爱国者治港”为核心的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开始进入落地阶段。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同日表示,争取4月中提交本地选举相关法例的条例草案让立法会审议,冀5月底可三读通过,6月进行选民登记,9月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12月举行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以及明年3月举行特首选举。推迟1年有余的香港立法会选举、2022年香港特首选举,将在新的制度框架下运行。

观察人士指出,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本质上解决的是香港的管治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魔鬼在细节里”,为了确保将香港治权完全掌握在可以信赖的爱国者手中,北京可谓煞费苦心,通过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设置了三道“安全闸”。

首先,通过国安委进行的国安审查,将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香港特区管治架构之外。这是北京设置的“第一道闸”。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的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方案——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第八条,及《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第五条,明确规定无论是选举委员会委员、行政长官候选人,还是立法会议员候选人,都必须通过国安资格审查。海外舆论场将之称为“政治审查”。

根据上述《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规定,对于选委会委员以及行政长官、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认定,香港国安委被赋予了一票否决的权力,并且“不得提起诉讼”。

香港国安委由行政长官及保安司长担任主席和副主席,行政法务司长、警察总局长、特首办主任也是委员之一,相当于委员全部是政府官员。他们在2020年港版国安法通过后,都进行过政治效忠宣誓。北京指派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履行职责相关事务提供咨询意见”,目前由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担任此职务。这无疑将完全把北京认定的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香港治理框架之外。

其次,消除香港特首选举的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通过立法确保香港选举委员会完全掌握在亲北京的建制力量手中。这是北京设置的“第二道闸”。

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夺得区议会主导权,建制派丧失区议会话语权。多维新闻曾在《【香港区议会选举】选举政治的不可预测 特首选举将是更大挑战》一文指出,如果特首选举沿袭旧制,泛民在区议会选举中获胜,意味着泛民将手握2022年特首选举117个选委“铁票”,以及下届立法会至少1席“当然委员”。他们很有可能联合其他选举委员,直接提名泛民主派参选行政长官,甚至不排除有机会冲击香港特首选举。据信,这是北京改革香港选举制度的肇始。

因此,今次北京改革了香港选委会构成,不仅将选委会成员从1,200人扩充为1,500人,并且取消在其看来已高度泛政治化的区议员选委会席位,增加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性团体香港代表席位,针对性十分明显。北京此举可以大幅稀释非建制派的话语权,强化建制派影响力,进而有效确保选委会牢固掌握在北京信任并能控制的建制派手中。

香港选举委员会各界别人士组成: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300人

第二界别:专业界  300人

第三界别: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  300人

第四界别: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  300人

第五界别: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  300人

特别是针对特首选举,还上了“双保险”。即特首候选人提名人数由原来的150名选委会委员提升到188名的同时,且要求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须不少于15名。考虑到有些界别,像港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性团体香港代表的界别,完全是建制派主导,泛民参选人自然难以获得符合要求的选委会委员提名,故相当于进一步为特首选举设置安全阀。

另外,对于其他界别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也作出了有利于建制派的具体限制。比如,科技创新界15席要求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香港院士中提名产生;法律界界别分组的部分委员(9席),要求在中国法学会香港理事中提名产生;会计界界别分组的部分委员(15席),要求在国家财政部聘任的香港会计咨询专家中提名产生。这些无疑让建制派力量的权重更大。

2020年11月25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香港立法会会议厅发表施政报告。(AP)

此外,确保香港立法会的权力掌握在建制力量手中,也是北京设置的另一道“安全闸”。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建制派长期占据立法会过半席位。但2019年修例风波后,在区议会选举获胜的泛民和本土派提出“35+”的夺取立法会目标,直接危及建制派的主导权。改革前,香港立法会共设议席70席,地区直选以及功能组别议员各占35席。

此番改革,北京也进行了针对性的改变——将香港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加至90席,议席分配上采取“四三二方案”,即选举委员会功能界别40席;传统功能界别30席,地区直选20席。其中,泛民主派占优的地区直选由35 席直接减至20席,另外70席则完全由亲北京的建制力量掌握。这意味着,建制力量在立法会的议席将具有垄断优势,在立法会将拥有比过去更大的主导权。

香港回归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2003年推动香港国安立法,即基本法23条立法,但立法会即将就23条立法进行二读前夕,建制派阵营内部的关键人物田北俊临阵倒戈,立法会内部支持23 条立法的票数无法过半,特区政府无望在立法会取得足够票数支持,最终终止立法程序。北京自然不希望重蹈覆辙,因此此番选举制度改革,对此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变革。多维新闻在《香港政改方案相当严厉 北京和港府主导下的特色民主》就指出,此番改革后,北京的全面管治权大幅强化,港府的行政主导得以坐实,泛民、本土派再也难以像过去那样通过立法会来杯葛港府。这是北京为掌控香港全面管制权,推进爱国者治港设置的“第三道闸”。至于成效如何,有待实践检验。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新闻来源:多维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