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30日通过决议案,正式拍板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即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主要内容包括立法会加入40席选委会界别、日后参选立法会须得到选委会五大界别各2至4张提名才可入闸;选委会方面,人数由1,200人增至1,500人;另设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核特首及立法会参选人资格等。

在新制度下,立法会地区直选会改为双议席单票制。民主派日后即使能入闸参选,于地区直选20席中,相信最多只能取得10席。如要在地区直选创出议席过半的“奇迹”,理论上只有在两个情况下才能出现。

民主派过往地区直选占优 新制下难以过半

根据人大常委会最新决定,地区直选设立十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产生两名议员,每区得票多的两名候选人当选(即双议席单票制)。在过往,民主派于整体选票数目上占优,以2019年区议会选举为例,民主vs建制的得票为57:43。因此回归至今历界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中,民主派所占议席都较多,例如2016年立法会选举,35席之中民主派就占19席。

不过在双议席单票制下,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民主派和建制派各取得一半。即使假设每个选区都有民主派入闸,他们要“创造奇迹”在个别选区全取两席,从而突破分区直选半数,理论上只有两个可能性。

两情况下可夺过半 但有同一前提

其一是民主派自身取得多于三分之二的选票。在这种情况下,同区候选人之中建制派只得少于三分一选票,剩下来的票就由两名民主派瓜分,而该二人配票得宜,平均分布,那就有机会一举赢尽两席。比如说,当民主派得票为七成,票数分数最理想可以是“35-35-30”,民主派两名候选人各得35%票数,两席全取。

但现实上,这种情况出现的机会极低。首先,有没有一个选区民主派支持度高于三分二,本身已是疑问——即使有,于激进民主派日后参选无望之下,这批选票到底会否流向能够入闸的民主派(一般相信为温和派),也是未知数。就算民主派在某一区的得票真的超过三分之二甚至七成,要两人得票平均分配,从实际操作层面,也是极难之事。

另一个较为现实的可能性,是民主派于某区的得票过半,而建制派方面协调失败,于同一区派出多于一名候选人;或是出现一些疑似“假独立”,但实际上“鎅走”较多建制派选票的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泛民总得票为六成,而两名候选人票数又平均分配,就有可能出现得票“30-30-20-20”的局面,两名获得三成选票的候选人一同当选。

简言之,两个情况都要求民主派两个候选人得票平均分配,这一点本身已相当难。因为民主派没有像建制派般庞大的配票机器,而现时政治局面下民主派已不太可能举行初选。

3月30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草案。(新华社)

商界立法会议席增加 所占比例却降低

此外,选委会功能大升格,真真正正“权倾天下”,新增第五界别“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于立法会,一次过增加40席选委会议席;立法会任何界别立法会参选人,也须得到选委每个界别至少2张提名票。

在改制前,立法会35席功能界别中,有接近20席都与商界关系密切,如工业界、商界、金融界、金融服务界、保险界、地产及建造界、航运交通界、进出口界、旅游界、饮食界、批发及零售界等。改制后,涉及商界的功能界别席位没有减少,而当个人票转为团体票后,一般相信都对商界更有利。反而,新制比起去届多出一个“商界(第三)”。因此在“绝对值”上,商界所占议席是有所增加。

然而这个增加,对商界来说未必是好事。

旧制下,选委会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占有300席,所占比例为25%;新制下第一界别同样占300席,但由于选委会多出300席的“第五界别”,整体比例减至20%。此外,立法会将会新增40席选委会界别。

众所周知,选委会新增界别被视为“国家队”,人选由北京实质控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商界的整体影响力都会被“沟淡”。

立法会方面,由于增加40席选委会议席,虽然预料部分选委会议席由商界人士取得,但政圈普遍认为该些人士会直接听命北京,所以“商界”占立法会整体议席的比例势大幅下降。

过去,商界在立法会占相当比例的议席数量,故在一些触动商界利益的政策,例如空置税等,会组结力量反对,在议会内形成施政阻力。而在新制度下,商界在议会内的影响力将大不如前。

议案阻力大减 港府施政“松绑”?

改制后,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大减至20席,民主派影响力大减;商界议席比例亦会减少;新增界别预料会倾向支持政府。于上述背景下,日后港府提交立法会的议案,一般预期因商界既得利益或者民间反对而被阻挠的机会,将大大降低。故此理论上,改制后特区政府施政将会顺畅得多。

(本文转自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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