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京来说,《美日安保条约》的重要性正在近期以一种令人不快的方式持续展现。

在日本现任首相菅义伟打完新冠疫苗,即将前往华盛顿拜会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之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一通“印太地区已成为前线”的发言,让外界倍感忧虑。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莫非,这就是拜登此前谈及的“盟友外交”起到的“力量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s)的效果吗?

东京与华盛顿首脑的接触很容易让外界产生误解,点击看解说

据悉,安倍是在3月27日发表这一讲话的,卸任半年的他似乎恢复了健康,这让他在自民党新潟县支部的演讲显得力道十足。他不仅谈及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以及“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等话题,还专门强调日本需要抱着印太地区已成为前线的认识和心理准备,致力于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这比起此前“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即“美日2+2”)会议期间谈及的进攻性话题,似乎又向前推进了一点。

必须承认,美日近期外交及军事领域高官不仅举行了会谈,还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中国威胁论”、“对抗中国”等议题。这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与国防部长奥斯汀(Llyod Austin) 3月16日的东京之行。这场会晤虽然因此后的中美阿拉斯加会晤而失色,但奥斯汀等人谈及的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威胁”,美方将推动与亚洲盟友进行军事合作,给中国施加“可信的威慑力”等细节似乎仍有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在这一领域上的行动,即“盟友外交”似乎是被东京调动了情绪。这使得华盛顿在东京希望看到的重大议题,如钓鱼岛问题上多做了些态度。

拜登团队的外交政策似有变化,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多特朗普时期的残余

也就在2020年11月中下旬,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困扰中日的钓鱼岛问题也显出了升温之势。拜登在被宣布胜选之后,即在2020年11月12日与菅义伟通电话,谈及《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有关协防的条款继续适用于钓鱼岛,称要在新领域强化美日同盟关系;11月13日,美日双方又商定在美、日合用的马毛岛基地举行“夺岛联合演习”。

到2021年1月,拜登的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又再次向岸信夫确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这也是会议前,双方讨论密度最高的区域话题,大会再次确认这一点,且承诺美日夺岛演习的结局,让日本信心大增。

此外,让“日本为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就已成为日本试图表现的另一面。当美国宣布中国在挑战其秩序,破坏美国主导的体制,压迫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如越南、印度等)时,东京就可以利用这一趋势,基于价值观站出来,利用中美矛盾反对其中一方,并从中维持中心优位继续取势。

对东京来说,钓鱼岛一线的持续承压令其需要想想办法

对日本来说,把目标指向中国也是相对合理的,因为中国自1996年的“新防卫指针”之后就已经成为仅次于朝鲜的日本战略假想敌。考虑到日本战后至今的国内宣传中,强调日本国家繁荣的基础在于稳定的,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且这个秩序不可能被日本破坏,日本更有责任维护其运转。在中国秩序有可能取代美国秩序,且日本暂未取得相对优位之际更是如此。而拜登“力量倍增器”的应用令日本实施其策略的进程更为得心应手。

但总的来说,东京对华盛顿的希望与美国要求日本的行动仍存在一点差异。日本外交在美国干预下也缺少相对独立性,其在“美日同盟”内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这导致东京既然仍在美国伞下,他就要尽到身为盟友的义务。这使东京即便不情愿,他也必须跟随美国立场。

不可否认,拜登当局是希望美国通过多边的方式,用规则来“领导世界”,并试图尽力遏制中国。东京仍被华盛顿利用,并借助这一角色实现自身谋略的形象也随之凸显。但对东京来说,自确立“积极和平主义”宗旨以来,日本对于周边环境的经营很明显。日本也从中获得了一些优势。他在SCC会议期间得到的美国承诺正与此有关。

当下,拜登政权强调价值观外交,试图借新疆人权问题,利用道德手段干预中国经济。华盛顿方面还选择了“中国挑战美日同盟”,给“国际社会”带来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挑战的现状等说辞。简言之,即要维护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维护日本在此前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与角色。而安倍在3月27日的发言,恰恰就预言了东京在这一场合下的角色。当日本有可能陷入中美关系的漩涡时,这可能是东京不希望见到,却需要面对的未来。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新闻来源:多维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