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羊城暗哨》有一个叫“梅姨”的人物,身份神秘,隐藏极深,最后查明她是一名女特务头子。如今,“梅姨”的名号又在广东等地流传——她被认为是参与拐卖9名男童的“人贩子”。

  2021年3月26日,“梅姨”牵涉其中的9名儿童拐卖案由广东高院开庭审理。庭审中,“梅姨”被多次提起。此案主犯之一的张维平称,9名拐来的男童都是通过“梅姨”联系到买家。他在法庭称,警方此前绘出的模拟画像与“梅姨”本人“不像”。

  3月26日庭审结束后,申军良接受媒体采访。 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摄

  “请检察机关加强监督,请公安部门加强侦查,”在26日的庭审中,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申军良说,“一定要抓到梅姨,把其他4个没找到的孩子找回来。”

  神秘的“梅姨”到底是谁?张维平供出她四年后,这个谜团至今未解。

  3月26日下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该局办案部门仍在继续调查“梅姨”,目前暂时没有新的突破,“有结果的话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庭审现场4名被告人道歉,案件将上报审委会

  3月26日的二审开庭,广东高院将地点选在广州市增城区法院。受疫情防范等因素的影响,庭审采取了远程视频的形式,5名原审被告人在增城区看守所接受远程审理。

  广东高院在增城区法院对此案进行二审。

  两年前,广州中院对此案进行一审查明,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被告人张维平作案9宗,参与拐卖儿童9人;另外4名被告人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共同参与其中1宗案件,拐卖1名儿童——申军良的儿子申聪。

  2018年12月,广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5名被告人均被认定犯拐卖儿童罪。张维平、周容平被判处死刑,杨朝平、刘正洪被判处无期徒刑,陈寿碧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申军良夫妇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

  一审宣判后,5名被告人和申军良夫妇均提出上诉。

  部分家长出示被拐儿童的照片。

  庭审结束后,澎湃新闻采访了参加庭审的被拐儿童家长李树全、钟丁酉、申军良及其代理律师刘长等人,了解了庭审大致过程。

  原审被告人在庭上陈述了上诉理由。除张维平之外的4名被告人都称一审判得过重,希望法庭考虑认罪悔罪等情节从轻处罚。只有张维平表示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我本来是不上诉的。”张维平说,他是因为听信律师才上诉,“我现在撤回上诉”。因张维平一审被判死刑,当天庭审仍按其上诉的程序进行。

  在法庭上,除张维平外的4名被告人均向被害人家属道歉。“我跟申军良道歉。对不起,我做错了。”被告人周容平说。另一名被告人刘正洪说,他认识到拐卖儿童既伤害被害人,也伤害了自己的家庭,“这几年,我每一天都生活在痛苦中”。

  庭审中,5名被告人接受询问,回答了相关案件问题。辩护律师未提供新证据。法庭出示的证据中,包括被告人周容平家属向法院提交的20万元赔偿款票据。

  出庭检察员表示,希望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中,申军良夫妇要求各被告人赔偿他们寻子15年的花费,以及误工费、精神分裂症治疗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481万余元。

  据申军良代理律师刘长介绍,庭审结束前,审判长表示,此案将提交给广东高院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定案,然后择期宣判。

  此案被许多媒体称为“梅姨”案,因为该案被告人称9名被拐儿童都是经过她完成交易。不过,案件的被告人名单上还没有她——“梅姨”的真实身份还是未解之谜。

  申军良当年在悬赏寻人启事上印了“梅姨”画像。

  张维平坚称“梅姨”存在,被害人家属呼吁“抓到她”

  在3月26日的庭审中,张维平接受询问时说,他供述的“梅姨”等线索是真实的。“我不会画。”他说,警方给他看过“梅姨”的模拟画像,“和那个人不像”。

  1971年出生的张维平是贵州绥阳人,一名拐卖儿童的累犯。

  广州中院的一审判决书显示,2003年至2005年张维平拐卖9名儿童的作案地点,分别在广州市增城区、黄埔区,以及惠州市博罗县。

  据张维平交待,作案之前,他会到务工人员居住的出租房周边“踩点”,寻找适合下手的男童。锁定目标后,他会先与“梅姨”联系,由“梅姨”物色好买家,然后他再动手,趁大人不注意时抱走小孩。

  张维平称,拐走小孩后,会尽快将孩子送到“梅姨”手上。据他交待,他与“梅姨”会面的地点,多次是在“增城十车队旁的斜坡那里”。有时他会和“梅姨”一起,抱着孩子坐客车去河源市紫金县,在那边与买家交易。

  紫金县位于河源市东南部。十多年前,受重男轻女封建观念的影响,当地一些生育能力受限的夫妇常“收养”外地男童。事实上,张维平称,他和“梅姨”等人先后拐卖的9名男童,有7名卖到了紫金县,另外2名分别卖到临近紫金的梅州市五华县、惠州市惠东县。

  据张维平交待,每一次交易,买家会支付1.2万元左右的“抚养费”,他从中拿出1000元作为“介绍费”付给“梅姨”。张维平说,那几年,有时“梅姨”会主动联系他,问他“有没有小孩”。

  在此次广东高院的庭审中,张维平的辩护律师认为,至今还未归案的“梅姨”,在这一系列案件中的作用主要是交易被拐儿童,“梅姨是本案的主犯之一”。

  十五年前被张维平、“梅姨”等人拐卖的9名儿童,如今已经找回5人,还有4人仍不知去向。

  作为被拐儿童的父亲,李树全、钟丁酉和申军良都认为,抓到“梅姨”是完全解开案件谜团的关键。“所以我在这里请求司法机关重视这个事,”申军良在法庭上说,“请检察机关加强监督,请公安部门加强侦查,一定要抓到梅姨,把其他4个没找到的孩子找回来”。

  还没找到儿子的李树全、钟丁酉认为,张维平曾经长期与“梅姨”打交道,会是辨认“梅姨”的重要人证,二审法院如果维持对张维平的死刑判决,也最好“先留着命”别立即执行。

  “要是他死了,梅姨就更难找了。”李树全叹道。

  “梅姨”是谁?被供出4年后警方暂无突破

  张维平与“梅姨”是如何相识,并成为拐卖儿童的同伙?

  2016年3月,潜逃多年的张维平在贵阳被警方抓获。2017年1月,广东省公安厅牵头,组织广州、东莞、惠州三地公安机关成立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专案组。

  面对警方的审讯,张维平起初交待,他拐来的儿童通过一名妇女进行贩卖,这名妇女是广州增城“湘江西路附近麻将馆的阿姨” 。但警方通过调查,没有发现张维平所讲的“阿姨”。

  后来经过多轮审讯,被抓一年后,张维平供出了“梅姨”。据他交待,2003年的“梅姨”接近50岁,身高一米五多,短头发,会讲白话。

  张维平称,2003年他刑满释放后——此前因拐卖儿童罪被判刑六年,他租住在增城石滩镇。经岗贝村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头介绍,他认识了南坣村的一名40多岁的“光棍”,再通过“光棍”介绍认识了“梅姨”。“光棍”告诉他,“梅姨”是给人做媒的“红娘”。

  警方在增城石滩镇等地进行了调查。但因张维平提供的“老头、光棍”身份信息不明,一时进展不大。2017年11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的办案民警告诉澎湃新闻,民警曾带张维平去找当年介绍他认识“梅姨”的两位老人,其中一人已去世,另一人处于老年痴呆状态,回忆不起当年人事。

  张维平记得,他有几次与“梅姨”会面,“梅姨”是从增城“十车队路口的那个斜坡走出来”,他因此估计“梅姨”当年居住在何屋村。此外,他从“梅姨”与他人打电话时的通话分析,她的老家应该是韶关市新丰县。

  传说“梅姨”男友居住的黄砂村。 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 摄

  后来,张维平又提供线索称,当年他与“梅姨”在河源市紫金县贩卖小孩时,曾与她一起去过她男朋友家——在一个大概叫“黄砂”的村庄。

  于是,民警让张维平带路,来到紫金县水墩镇黄砂村。在这里,民警找到了疑似“梅姨”男友的彭某——这位年近六旬的老汉,平常主要从事务农和干“泥水活”,多年前他曾与一个叫“番冬梅”的女人交往。

  据彭某回忆,大概在2005年左右,当时他妻子已去世多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番冬梅”。在他印象中,“番冬梅”当时50岁左右,身高不够一米六,身材有点胖;头发短,脸型“有点方”,脸部有微凸的颧骨。彭某还记得,“番冬梅”说一口客家话,“但不是紫金本地的客家话”。

  “她说叫番冬梅,我没看过她身份证,不知道那是不是她的真名。”彭某回忆,“番冬梅”说过她是广州人,丈夫出车祸死了。

  彭某和“番冬梅”交往了三四年,“一共来过我家十几次,每次都住一两个晚上就走”。彭某称,两人交往三四年后,“番冬梅”走了,再也没来过他家,也联系不上。

  办案民警在公安信息网查询“番冬梅”,没有查到符合“梅姨”年龄段的姓名。

  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该通报称,绰号“梅姨”的女子涉及多起拐卖案件,真实姓名不详,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

  后来,山东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也绘出了“梅姨”画像。

  2020年3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副局长李光日介绍,三年来接到国内多地群众举报的“梅姨”线索,经核查后均被排除。

  “目前还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梅姨是存在的。”李光日当时说。

  “警方的表述也是严谨的。现有关于梅姨的证据,的确都是间接证据。”被害人父亲申军良的委托律师刘长告诉澎湃新闻,他查阅案卷并参与庭审后,觉得张维平、彭某等人关于“梅姨”的描述,与这一系列拐卖儿童案件的诸多情形能互相印证,“我个人相信,‘梅姨’是真实存在的”。

  “梅姨”模拟画像。  广州增城警方 图

  3月25日,一位参与办理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件的民警告诉申军良,查找“梅姨”的工作仍在“跟着”,但暂时没发现线索。

  3月26日,9名儿童被拐案二审结束后,澎湃新闻记者联系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指挥中心,了解“梅姨”案进展。

  “我们一直在调查,办案部门暂时还没有新的突破。”增城公安分局工作人员表示,案件有进展的话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新闻来源:央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