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每年棉花产量在500万吨以上,占中国产量80%以上。(新华社)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句在中国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时期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似乎并不独属于中国。

继“再教育营”争议,3月22日起,新疆棉花生产存在“强迫劳动”成为欧美国家围剿中国的又一焦点。就目前情势看来,这次行动依然由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参与其中。双方的近距离驳火不仅包括更加针锋相对的官方制裁,还波及棉花和纺织服装业的“大混乱”——一些欧美服装公司因政治压力拒绝与新疆棉花的敏感联系,结果遭到来自中国民间包括签下巨额合同的代言人的联合抵制,这迫使这些在中国市场耕耘多年的品牌做出艰难的抉择。

近思录专页|通古今之变 思治乱之道

多维新闻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分析了欧美为什么挑起新疆棉花话题,这背后的确存在着政治和经济利益。不过,正如人们所看到,欧美国家选择了一个他们所最为熟悉的操作方式,即诉诸“人权”。欧美国家的抵制和制裁,逻辑很清晰:因为新疆的棉花生产存在“强迫劳动”——抵制措施可以打击新疆的棉花生产和纺织业——于是,欧美国家可以将被强迫劳动的新疆少数民族(主要为维吾尔族人)从“强迫劳动”中解救出来。

照例,北京做出了激烈的回应,包括制裁和外交交涉等等,当然也许更关键的还是能够反击这些指责的“证据”——不过,结果都会是同样的:欧美不会因为北京提供了什么“证据”而改弦更张,而只会(让人)记住北京被激怒的“面孔”,这副“面孔”将被塑造为与共产主义中国的代表性面孔。

但是,欧美显然“忘记”了历史。正是在2014年,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在《棉花帝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去与未来》(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中帮助人们回顾了今天指责新疆棉花存在“强迫劳动”的国家是如何建立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活动之上的。正如书评者写道,贝克特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欧洲贪婪的棉纺织品贸易是如何促成资本主义的出现的,在滋养棉花帝国的诸多实践与当今大型国际零售商生产商品的类似要素之间,建立了清晰的联系。

今天,当欧美举起反“强迫劳动”的道义大旗时,是因为对殖民历史罪恶的反思与“补偿”吗?这似乎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黑色幽默。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方式是在现代共产主义中国被复制了吗?

大约与《棉花帝国》出版同时,一名名叫周浩的中国纪录片导演拍摄了《棉花》,并获得了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本来,这一纪录片试图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下的底层工人境遇,但“意外”地披露了当时的“摘棉大迁徙”。故事中,一名河南农村妇女坐了56个小时火车来到新疆,然后开始为期三个月的采棉工作,以每天的采棉重量计算酬劳。像她这样的采棉工多达近百万,每年采棉季从贵州、四川、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来成群结队来到新疆,加入到采棉队伍中。

这种“真实”不是“推测”,但是从来不会被欧美社会所认知。中国外交部反驳中称新疆采棉已经实现思成以上的机械化作业,也几乎很难会被欧美社会所接受。

于是,对世界公论来说,从一开始,新疆棉花的“强迫劳动”说仅仅是一个相信与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真实与否的问题。可惜的是,塑造“公论”的国际话语权从来不在中国的手中,自从资本主义占据世界主导,中国便逐渐被成为“愚昧与落后”的代名词,而二战后的意识形态“冷战”更是如此强化了中国在世界的“负面形象”。

于是,一旦被冠以“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帽子,连棉花都是“罪恶”的,更血泪斑斑的。当然,不仅仅是新疆的棉花,中国的很多产品,不都曾经或者正在面临这样的遭遇吗?

当然,“棉花”是社会主义的味道更香,还是资本主义的味道更香,欧美在华企业难以做出判断吗?显然不是,只不过他们必须做出选择罢了。归根结底,这只是一个政治操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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