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耗时5年2亿预算的台剧《天桥上的魔术师》迎来完结,这部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剧聚焦在台北的中华商场,是一座在1960到1990年代启用的商场,共有八座三层,曾是台北著名的地标,牵动一代人记忆,而在商场里的九个主角的人生际遇,遇到的悲欢离合和时代变迁由魔术师串起,小说的奇幻与现实交错,影视化因此备受期待。

而为了还原当时中华商场的景观,剧组特别邀请由《寄生虫》的特效公司“4th Creative Party”做为技术总监团队,在场景的重建上耗费新台币8000万元。不论是串联商场间的天桥、琳瑯满目的店舖又或者是大大的霓虹灯招牌都得已还原,重现1980年代中华商场并增添奇幻的色彩。但也正因为中华商场在台湾人心中的重要性以及小说的成功被寄予厚望,这部号称“史上最贵台剧”的作品影视化的评价参差。

《天桥上的魔术师》投入许多资金去还原1980年代的中华商场。(Youtube@公视 PTS 台湾)

融入时代背景的“改编”

《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版将场景设定在1980年代,并且更强化当时的时代背景,里面的许多故事让人联想到台湾的著名社会事件和白色恐怖的时代氛围。查禁书的情节设计、林宅血案讲述威权时代的悲剧,剧中的小八被认为是在致敬玫瑰少年叶永鋕,他的事件促成台湾社会集体反思性别教育的议题,以及阿猴的遭遇让人联想到原住民少年汤英伸,因为被雇主欺压杀了雇主一家而成为最年轻的死刑犯。

剧中将近年台湾社会关注的性别平权、转型正义、霸凌等都放入讨论,但是加入时代背景是让整部剧更立体又或者反而喧宾夺主稀释了原着的味道?遂成为网友之间热烈讨论的一点。赞成的人认为,触碰这些敏感议题让许多人反思并且丰富了原着的时代背景,但反对方认为过度的塞这些在现在“政治正确”的题目却没有好好呈现故事,“讲的东西太杂什么都讲不好”,沦为一部自嗨的作品。

这样的讨论不只出现在《天桥上的魔术师》,性别议题、威权统治以及自我认同这些台湾价值时常在近年台湾影视作品出现,与西方的政治正确影响影视作品的选角及内容一样,是否为了刻意彰显这些影响作品呈现? 又或者强调时代背景又利于呼应作品人物遭遇? 如何取舍这些元素而不至于斧凿痕迹过深都成为课题。

此外,由于原着小说《天桥上的魔术师》本身就是知名度高也拥有许多书迷的作品,对于原着中并没有特别强调的这些时代背景和社会议题,剧中却增添许多社会议题或政治隐喻也有人认为不论对错,都是偏离原着的改编。原著作者吴明益在与导演杨雅喆曾以“《天桥上的魔术师》菲林与稿纸 - 关于影像艺术与文学改编”有过对谈,当时他提到,自己对于那个时代的背景刻意写的低调且隐晦,而电视剧更加强化时代背景这点。不过或许不同于原著作者“不干涉”的想法,对于部分观众来说是不够合格的改编。

影视改编如何捉住“原味”

《天桥上的魔术师》剧版不只要在画面还原一个过去重要的台北地标,也要还原一个成功的小说,都增加了改编的难度。杨雅喆曾提到,小说的第一句话写道,“我妈常说‘生意囝歹生’”但光是这样一个“生意囝”(很会做生意的小孩)的印象100位观众就会有不同的想像,这就是“文学跟影像转译的过程艰难在这个地方。”因为在文学作品中吸引人的一句话,要花很多画面呈现。但也有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写三页的内容可以用10秒钟的画面结束。

更困难地是,1980年代的中华商场许多现代人仍旧留存有记忆,因此如何“还原”成为课题。就如同吴明益在对谈中也提到,之前自己去澳大利亚演讲,有个教授问他,“在《单车失窃记》里面,写大象容易还是写战争容易”,他回答,“写大象容易,因为大家不知道大象在想什么,但二战的老兵很多老兵都活着,他们有他们对战争的记忆。”

因此《天桥上的魔术师》的小说版和电视剧版,中华商场的呈现也是许多观众讨论的焦点。杨雅喆提到,吴明益是住在中华商场的人,“他的中华商场里面的叙述跟我记忆中的中华商场的叙述是差距甚远的。小说里面很多人讲台语,在我的记忆里中华商场是很多外省人聚集的地方,后来我才去了解整个脉络去搜集资料,才知道中华商场是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混居,有许多不同的语言混杂的。”呈现要如何还原过去时代重要地标的困难之处。

此外,时代的还原也成为课题,这也是影像重现和演员去揣摩书中角色的困难之处。1980年代的人如何说话?说什么话?如何能更贴近那个时代人的语气和行为举止?都显现这部被寄予厚望作品改编的难度。不论是批评或是称赞,在掀起高讨论度的同时,《天桥上的魔术师》能否带动台湾影视产业有更多高资金投入以及更多文学作品影视化的可能?在讲究文化软实力的现在,台湾的影视作品需要的是更多的尝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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