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以昂贵的军事介入,或者以武力手段尝试推翻专制政权的方式,去传播民主。这些策略我们以往都试过。无论立意如何良善,它们都没有作用。它们给传播民主带来负面名声,亦失去了美国人的信心。我们会以不一样的方法行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3月3日在其上任后首个重要外交讲话、列举八大首要外交政策之时如是说。

从1961年古巴的猪湾事件,到本世纪以来的两伊战争,美国以推翻政权或军事介入手段去传播民主的尝试,以及此等尝试的失败,早已为人熟知。虽然拜登(跟特朗普一样)宣称不会再打起“永远完不了的战争”(endless wars),但当拜登上周五(2月26日)对叙利亚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空袭报复对方此前攻击之后,人们都想到2003年曾经力主入侵伊拉克的布林肯似乎将会继续其所谓的“自由派介入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以武力在他国推进美国眼中的广义民主普世价值。

然而,这次由布林肯本人“现身说法”,以毫不含糊的用词声明对这种武力介入手段的扬弃,相信将能让外界放下这种疑虑。

民主是外交目标 也是外交手段

需要留意的是,放弃武力、放弃推翻专制政权,并不代表拜登当局要放弃美国传播民主的“使命”。从布林肯发言中对“民主正受威胁”的内容,以至其中对中国挑战的强调,我们更可以看出,相对于特朗普时代的利益交换式外交政策,高举民主将会是拜登外交的主轴。

美国2月25日空袭叙利亚亲伊朗民兵组织。图为美国马克萨尔科技公司(Maxar Technologies)当天公布的图片,显示叙利亚一座建筑被毁。(AP)

民主,对布林肯而言,是外交目标,也是外交手段。他认为在全球捍卫民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强大的民主国家更加稳定、更加开放、能成为(美国)更好的伙伴、对人权更具承担、更不倾向产生冲突,并能作为(美国)商品和服务更可靠的市场”。因此,传播民主就是美国利益所在。

然而,正如布林肯所指,即使强如美国,也不能独力解决全球挑战,民主就成为了美国联结盟友共同行动的外交手段。这特别显现在对华行动之上:“我们集体的重量让中国远远更难忽略”。

正如拜登执政团队的种种外交说词一般,他们认清了国际大势已走上西方民主制度与专权制度之间的对峙。而与特朗普时代不同,他们认为其决胜关键是要在实际事务上证明民主有效、对人民有益、对民主各国有利,而非像前任政府般空谈民主价值。

图为2021年2月2日,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尼于莫斯科出席聆讯。(AP)

在眼下的实际情况而言,这就是充实民主国家的抗疫成果、重拾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根据《金融时报》所指,美国正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亚洲民主国家沟通,建立计划在亚洲分发疫苗,以对抗中国影响。而华盛顿政界眼下正尽力通过的1.9万亿美元救济方案,则是拜登政府重建经济的起步。

这种政策上的转向,无论如何也是正面的。可是,这种传播民主的战略本身依然包含着两种与现实或许不太相符的理想,最终导致美国外交不得不又再来一次调整。

“捍卫民主”必需硬实力?

首先,放下了军事介入和策反政权,美国要传播民主,手头上的力量就只有盟友和制裁——拜登当局也许远远高估了这两者的效力。拜登上任以来,在缅甸政改与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尼(Alexei Navalny)被毒害和收监的两宗事件上都使用过,但两者都难见成效。

在缅甸问题之上,美国先是说要与盟友共进,随后却自行制裁缅甸军方要员和相关组织,并实施出口管制,阻止军方相关机构或人员取得含有美国元素的科技产品。此等制裁出台已三个星期,缅军却毫无退意,近来更加指控昂山素季罪名,并升级对示威者动用武力。

拜登2月10日到访美国防部,宣布美国防部中国工作组成立。(Reuters)

对于纳瓦利尼,欧盟与美国3月2日亦一同宣布对多名俄国高级安全官员和个人的制裁(后者的制裁对象还包括一些机构),被喻为“跨大西洋团结的明证”。然而,两者都没有和应纳瓦利尼支持者的诉求,去针对俄国巨企作出制裁,使这个“后特朗普时代”的首个欧美重大外交联动显得甚为软弱无力。

不以硬实力捍卫民主,本身就是一个现实政治考虑的结果;而以此来追逐捍卫民主的理想,最终也就不得不面对自身实力与行动空间极其有限的政治现实。

忽视了“专制善治”的可能?

对此,拜登的政策大方向就是要“做好自己”:当民主的美国重新站到人类发展的前台,各国也就自然会顺应其领导接受民主体制的洗礼。这可见于他常常谈及的“美国不只以其力量的范例(example of our power)去领导,而更是以其范例的力量(the power of our example)去领导”一语。由于布林肯表明美国不用武力,“力量的范例”已不存在,所以在其发言中,这一句就化成美国会以“我们的范例的力量”去传播民主。

美国作为全球范例的说法,经过特朗普四年执政、美国大选以来的种种乱况、应对疫情之祸,几乎已成一则笑谈。要重新将美国建成范例,就不能不接受这个民主范例已遇上其他政体的严正挑战这个事实。

对于这个事实,布林肯本人,以至拜登团队上下都有作口头承认。然而,其言词之间,依然作出了民主优越的假设,视“有(民主以外的)其他更佳途径去满足人民的根本需要和希望”为“专制国家喜爱宣扬的谎言”,而没有客观地将专制与民主等而视之。在这个出发点之下,民主胜于专制仍然是历史的必然,而当下民主之弱势只是偶遇的歧出,最终将由美国“证明他们错了”(布林肯语)。

这种对“专制善治”的可能性的先验否定,当然是显出了美国作为两百年民主大国的自信。然而,一类制度在某一个特定时空与物质条件之下能否达至善治,是一个需要由经验证伪的命题。布林肯的自信,正是美国在此刻国际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对峙的大局当中的一个盲点。这一个盲点最终有可能会摧毁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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