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1月提出,坚持“爱国者治港”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后,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2月22日出席全国港澳研究会网上研讨会时,再为“爱国者治港”原则定调,并明确提出需要就此完善选举制度。有泛民主派担心,有关标准或让他们“全军覆没”,但有份出席研讨会并代表香港专家发言的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晖不以为然,反倒认为是次改革是为打破传统以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对垒,即不再以“建制及泛民主派”区分政治势力,有望令议会建立务实促进良政善治的政治生态。

激进势力的坐大,使香港议会动辄停摆,北京不得不正本清源,重塑香港从政规则。 (香港01)

夏宝龙致辞时表示,“爱国者治港”是“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但有关原则至今还未得到全面落实,导致不少反中乱港分子“兴风作浪、坐大成势”,所以必须正本清源。对于何谓“爱国者”,他提到有人“声称拥护一国两制”但“反对中国共产党”是自相矛盾,又强调只要爱国爱港人士能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北京仍会包容他们积极参与香港治理。不过,泛民主派的解读相对悲观,普遍担心选举改制后“爱国不爱党者”就不能从政。对此,14位在研讨会上发言的专家之一、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晖提出截然不同的说法。

林朝晖认为,北京锐意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为议会保持生命力,能够自我纠正管治问题。(香港01)

研究香港政治问题长达10年的林朝晖,是研讨会上有份发言的五位香港专家之一,并在会上提出修改立法会选举制度的必要。

首先,今天议会的碎片化和激进化,乃至香港社会的政治撕裂,与30年来纯粹由意识形态主导的选举政治息息相关,令社会简单以对待一国两制、北京、特区政府的态度二元区分政治光谱,根本无法聚焦讨论资源分配和经济发展,而代表他们的建制和泛民主派在议会内也拿不出像样的政纲和辩论,结果深层次矛盾从未被妥善解决,大众也不清楚未来发展方向。

其次,这套选举文化的形成,与立法会选举所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和“最大余额法”不无关系,它们虽然有利小党获得议席,但也变相鼓励激进势力和少数政团的出现,结果不但阻碍温和势力的发展,而且增加港府游说工作的难度,令行政和立法关系剑拔弩张。

林朝晖因而建议三大改革方向,希望能够排拒激进势力,增加务实声音,提升议政效能。

第一,以“爱国者治港”为原则,加强参选人的资格审查和政团规管。林朝晖提出,香港目前未必适合推行《政党法》立法,但可尝试以“参选资格”作为突破口,逐步对具有选举及政治性质的组织进行规管。例如,在现有确认书和宣誓效忠之外,增设一项政治组织自行审查程序,由选举事务处及选举管理委员会修改《选举指引》,强制要求参选人申报“所属政治联系”,再要求相关政治组织书面确认参选人的政治忠诚。林朝晖认为,这直接鼓励政治组织事先进行内部审查,有助它们培养党性、巩固党纪、提高集体问责意识。

第二,为修正“比例代表制”和“最大余额法”有利激进势力的制度缺陷,把地区直选选区由5个改划至8个,令每区议席数量维持在4至5席。林朝晖解释,如果选区越多、议席越少,可以提高当选门槛、拉近得票差距。以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为例,在只有5个议席的九龙东选区,当选门槛是取得20%选票,而排首位当选的民建联柯创盛当时取得15.7%选票,排末席出线的公民党谭文豪也得到13.8%支持,两者支持率只相差2个百分点;但在拥有9个议席的新界东,当选门槛只有11.1%,而最多与最少人支持的民建联葛珮帆和社民连梁国雄,分别取得10.1%和6.1%选票,两者支持度相差足足4个百分点,认受性明显有别。林朝晖相信,届时选民将会倾向支持比较稳重的中型政党,而非投给胜算较低的小众激进势力。

第三,取消“一人两票”的做法,但保留“一人两票”的精神,把功能界别当中与区议会相关的6个议席,改以与台湾或德国类近的“不分区比例代表制”产生,即根据参选人所属政治组织的全港得票比率分配议席。林朝晖指出,“一人两票”衍生“策略性投票”,导致部份选民出现“人格分裂”,明明在“超级区议会”中支持温​​和政党,却又在地区直选投给激进力量,令议会独狼不绝、小党林立,所以需要加以改善;而他所建议的计票方式,除了统一选民意愿之外,也为政党代表卸下需要时刻讨好选民的压力,得以放眼长远政策。

林朝晖在2020年底曾经在报章撰写《香港为什么难有中间派?》一文,直指现行选举制度不利中间力量进军议会,而中间势力又因缺乏参政机会而未能沉淀和提升政经论述,不时被误解为立场模糊,根本难以取信于民。他相信,是次向北京建言的选举改革方案,有望造就一批能够与北京保持有效沟通、超脱现有既得利益集团、实事求是推进公平正义的改革力量的出现,令议会效能保持鲜活、时刻进行自我更新,而不只是唯唯诺诺、萧规曹随。

(本文转自《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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