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继港版国安法之后,北京治港再出大动作,香港现有选举制度,从特首到立法会再到区议会的全方位改革,已箭在弦上,料这只靴子将在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上最终落地。围绕爱国者治港以及香港选举制度改革,以及这些大动作背后的中共治港逻辑,多维新闻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田飞龙。此为访谈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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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随着治港政策的轮番变化,以及港版国安法、选举制度改革等大动作,的确能据此透视中共的政治文化,而对港人来说,也迫切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

田飞龙:经过国安法还有这次选举改革,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政治品德、政治意志有了更直观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绝对是一个言出必行的政党,也是负责任到底的政党,更是最后为一国两制立规矩,为一国两制买单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香港21世纪命运的唯一决定者。在此意义上,“一国”是命运,“两制”是生活。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至今已满一百年,对香港来说,迫切地需要重新认识中共,认识中国。(REUTERS)

回过头来看,2003年那么温和的23条立法不要,现在想想,相比较而言港人是不是更愿意接受2003年的那个条例。政治有的时候确实是反讽的,你完全不考虑对方的关切,不考虑国家的利益的话,一味抗争到底最后的结果就是得到相反的东西。选举制度变迁也是一样的。这反映了香港回归20多年来,反对派不仅没有成为忠诚反对派,而且根本就没有政治成熟过。

多维:历史没办法重来,香港也回不去了。基于今天的现实,香港民主制度该如何循序渐进向前发展?香港选举制度不会是一些港人所期待的西方式选举制度,但也绝不会变成和中国内地一样,而是在维护“一国”下中央主导的前提下,以旨在提升政府施政效率、行政主导为导向的民主,仍然有民主因素,但会增加中央、行政主导成分,不妨定义为“行政主导下的高效民主”。

田飞龙:夏宝龙在讲话中明确讲到,“香港选举制度绝不能简单照搬或套用外国的选举制度。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选举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

注意,夏宝龙并没有说普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邓小平一开始就置疑,普选真的就能选出爱国爱港的特首吗?普选真的能让香港繁荣稳定吗?这个疑问是邓小平讲的,这一疑问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精神继承下来了。普选固然是港人以及港人追随西方自以为是的一种理想民主模式,但是在一国两制之下经过实践的检验,尤其是经过疫情发生后的一些中西比较,真的是生活教育了人。

人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香港民主的参照系到底是什么?还是原来那种跟西方一致的普选吗?还是说尽管普选目标也仍然存在,但是人们更加重视民主的质量,重视民主跟国家的关系,重视一国两制当中一国跟两制之间越来越紧密的互动融合。把这样一些因素都考虑在内,切合香港实际与国家体制,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评价香港民主的框架,而不只是以一人一票普选这样一种单一的西方标准为标准。这是香港民主需要反思和调适的关键。

所以香港民主要产生一种必要的理论自觉和制度自觉,要产生一套真正符合一国两制的民主评价标准。这个标准不能是简单追随西方民主,而是一种融合了国家因素、贤能成分与香港实践智慧的地方性优良民主。

2021年1月6日,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遭到大批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者围攻,震惊世界,也让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美国民主制度。(AP )

多维:的确,就像此前的三权分立与行政主导的争论一样。中联办说应该叫“三权分置”,泛民和区隔派又揪着“三权分立”不放,香港是否司法独立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是否存在相互监督和制衡,应该用审讯过程和实践效果来评价,而不是取决于叫什么。而要想终结诸如三权分立这样的纷争,也唯有通过实践,也就是让行政主导实至名归。

田飞龙:不管叫什么,与其争论形式,不如检讨实质,是否真的有效地回应、解决了香港的问题。民主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民主也是无用的。美国因疫情死亡人数五十多万了,你还告诉我这个政治体制是成功的,是民主的,不是反讽吗?民主是什么意思?难道民众的健康生命安全不是首位吗?人权是什么意思?美国疫情死了50多万人,你告诉我民主跟人权在哪里?美国人民可以说,我们终于投票把特朗普选下去了,这个能是真正的问责吗?谁真的承担责任了?实际上没有。

多维:对港人来说,不管是对民主的认识,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以及对自身处境的认识,确实都面临着主动或被动转弯的问题。显然北京不会继续用以往的方式来一味安抚香港,而是如您所说,以问题为导向去拨乱反正。在这个过程中,港人的无力感也好,政治现实感也罢,其实都在预料之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北京来说,也要考虑如何做好沟通工作,体察香港社会的情绪。

田飞龙:这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宪法时刻,制定国安法以及结构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决断,是主权者的行为。对香港社会情绪来讲,更多的要自己主动寻求理解和适应。决策的过程因为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不可能兼顾所有人,就像国安法立法一样,也不可能每一个细节、决策的来龙去脉向所有人讲清楚讲明白。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港人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信任,相信这一套理性决策的逻辑和过程,是对“一国两制”、对香港利益根本负责的。

如果一个地方的民众缺乏对中央决策基础性的信任,有情绪,以及反弹、反抗、抵制等等,这些固然难以避免,但也反映了地方跟中央之间固有的嫌隙与矛盾。对中央来说,要做到的就是基于主权者的地位,坚持去做正确的事情,同时在程序与方法上,尽可能地去听取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

比如说现在定下的选举制度要保障爱国者治港的前提和大方向,并且夏宝龙的讲话,对一些制度跟原则目标做了非常清晰的论述,具体怎么样衔接到香港的选举制度,哪些团体跟个人可以被囊括在爱国者的范畴者之内,香港民主派当中哪些团体、哪些人、哪些部分还可以被视为有参选空间的,都还有讨论余地和价值。这些要面对香港社会,都有一些公开的咨询讨论,可以有制度修改,协商不同的程序和不同的方案。用这种方式尽可能地做到民主参与,将来制度落地的时候,就为香港社会尽可能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多维:您提到这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宪法时刻,其实经过这次选举制度的改革,爱国者治港的落定,“一国两制”也随之进入2.0,中央与香港的关系,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正在回归本义。

田飞龙:之前的井水不犯河水是统而不治,实际的治理权也不在香港,而在英国的代理人。现在的爱国者治港,实际上是拨乱反正,把“一国两制”里面的“一国”非常清晰地锚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把“一国两制”里面“一国”象征性的主权变成一个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治权权威。这也说明了政治学上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仅仅有象征性权威,而没有具体管控性权力,那么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是不能生成的。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教训。

香港要明了,整个世界都在努力理解和适应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当代中国,香港怎么可能独善其身。拜登的政策调整为什么那么难?因为他看到特朗普的失败,实际上不是特朗普个人失败,是美国的失败。美国没有能力在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条件之下来重构一个世界,做不到,完全脱钩绝无可能。香港所有的独特性不是自身的,是西方的,是原来西方体系的遗留、残留,以及与西方的联系。香港在“一国两制”当中有独特地位,但是当西方越来越不重要的时候,香港独特性也会被磨平。

如果香港沉迷于躺在历史的记忆跟功劳簿上,不思进取,整天埋怨,甚至揽炒一切,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已有的独特优势也将慢慢褪色甚至消失。因此,2019年事实上是“一国两制”的精神转型之年,香港完全走到自身的精神对立面,而国家反思既往决定展现主动角色重塑“一国两制”。于是,我们看到了2020年以来“一国两制”范畴的所有故事,而如今选举制度改革的故事正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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