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路透社)

距离中国2021年全国两会开幕只有一周时间,外界不仅关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继续影响下,会期回归3月份的中国全国两会除了压缩会期和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更关注中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的两会将聚焦什么话题。

从近期的媒体报道和各种坊间舆论看,除却计划之中的“十四五”规划纲要,香港基本法是否会修改、中国国家统一法是否会出台、持续多年的人口政策是否会改变、中共建党百年如何给出最新的社会主义概念等等,成为外界最为聚焦的四大猜想话题。

猜想一:香港选举制度改革会否波及《基本法》

隶属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的“全国港澳研究会”2021年2月22日在北京、香港、澳门举行连线研讨会,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发表演讲“无论是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还是完善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以及我们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这是2020年2月任职港澳办主任以来,夏宝龙首次就香港“一国两制”发表重磅讲话,当天稍晚时候,公开接种新冠疫苗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媒体发言称,香港政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事权,港府不能自行制定一套政治制度,并会尊重中央在完善政治体制的主导权。

夏宝龙和林郑的发言令外界对2021年中国两会论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几成定局,有分析认为可不排除两会借此提案讨论香港《基本法》修订。

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风波,深陷九七回归以来最严峻的管治危机,让北京不得不修正治港路线,将国家安全确定为凌驾性地位。2019年11月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以一个章节阐述“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在未来治港需要“坚持和完善什么”、 “巩固和发展什么”上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和现实指向的政策主张。

自此之后,北京治港动作频频。先是主管香港事务的中联办和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生重要人事调整,骆惠宁和夏宝龙上任后“两办”对香港事务更为主动。2020年5月的中国全国两会推出港版国安法,堵住了香港可能发生的国安隐患。2020年1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对香港立法会议员提出遵守“一国”和不得妨碍国家安全的硬性约束,相当于为香港政治重新立下规矩。

这一大背景下,近期关于中国政府可能修改香港《基本法》的猜测引发极大关注。这一传闻的产生背景是,2021年1月18日,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在接受《香港01》的专访中公开倡议新特首改由协商产生的可能性。他说,“《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中就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都有一句是这样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可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并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若我们明天宣布,行政长官改由协商产生,英国人不能说我们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虽然梁振英表示这种操作不需要修改香港《基本法》及全国人大释法,但关于北京是否修改甚至会否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讨论修改香港《基本法》议题依然成为舆论关注的话题。曾任特区筹备委员会成员的民建联创党主席、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2020年3月前后接受媒体专访时就提出,《基本法》实践过程中矛盾重重,已不足以应付近年的陆港局势,建议由《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组成专家团,检讨《基本法》的不足,继而向中央提出修法,令条文更有利“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

这种建议并非一时脑热。因为不仅因为香港《基本法》已经出台31年,当下的香港社会现实与当时已经变化很多。更因为香港《基本法》中揉合了香港的普通法制和内地的社会主义法制,提前埋藏了法治冲突的可能。

基本法规定,每逢出现法制冲突时,可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以“法律解释”处理纷争,然而《基本法》所设计的解释制度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怎样界定“自治范围”、又怎样确定哪些条款可以“自行解释”均含混不清,导致不同解读的争拗不断。另外,2019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特区政府订立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俗称《紧急法》)之举属违反《基本法》与人大引发的极大争议,也曝光了《基本法》对香港法院是否具备“违宪审查权”的问题界定不清的条款缺陷。

再者,“协商”形式产生特首的方式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下只有较为概括性的条文规定,未有像“选举”般具有细化规定其具体运作。如果下届的香港特首选举需要采取这种形式,“协商”的细节及主题,甚至乎“选举委员会”在当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依然需要讨论和达成共识。

上述种种,都为香港《基本法》的修订提供了足够的原由和动力。

猜想二:《国家统一法》是否出台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2月16日公开称赞美国继续给予台湾支持。近年来,中美两国关系接近冰点,美台互动随之明显增加,比如美方加大对台军售以及派高官访台。对此,中国大陆舆论呼吁采取针锋相对的法律手段进行反制,在中国已经有一部2005年3月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的基础上,民间对增订《国家统一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微博@国台办)

2020年12月4日,中国“国家宪法日”当天,国台办发布了一张“国家宪法日,一起来看看宪法关于国家统一的规定”的宣传海报。这加剧了外界对中国《国家统一法》出台的猜测。随后在12月16日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国台办在宪法日发布这方面的宣传内容是否意味着大陆可能推出《国家统一法》?”的提问,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她表示,中国宪法关于国家统一有明确规定,“我们将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有分析称,《国家统一法》在国台办记者会上被提出,不排除是中共特意提前释放信号。在此之前,有报道称中共正在研究制定“台独”名单,并将对“台独”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实施法律制裁。 如果上述两项传闻落实,无疑将为中共下一步打击“台独”、推动统一提供必要的支持。

支持者认为,现在的台海态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外环境复杂,中国大陆有必要运用法治方式和手段来推动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制订《国家统一法》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另外,大陆推动实现国家统一的软硬条件都已相对充足,特别是军事力量已经形成了对台湾的压倒优势。

猜想三:持续多年的人口政策是否改变

已经执行超过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能否在2021年中国两会上出现历史性松动,是外界对2021年中国两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图为1983年的中国计划生育宣传牌。(Getty)

虽然2020年中国人口数据已经延迟至2021年4月公布,但是从2015年至今,中国连续多年的新生儿数据下降,已经让舆论对中国人口结构产生焦虑情绪,并担忧人口断崖式下降出现在中国。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2018年为1,523万人,2017年1,723万人,2016年为1,786万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之后就一直下降,尤其是城市地区,2005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04,而北京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7左右。从目前披露的2020年部分城市人口出生数量来看,这个数字已经明显低于2019年,也就是说,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又大概率下降到了1.5以下了。

越来越多的信号显示,中国长期保守的计生政策将迎来变局,不排除在2021年中国两会上有具体政策出台。

2021年2月18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东北地区“可以探索”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这意味着,中国东北地区或将打响全面放开生育第一枪,中国人口政策有望迎来40年以来的最大变局。

这一消息并不令人意外,一年前的2020年中国全国两会上,辽宁省就曾有提案建议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而黑龙江的漠河、绥芬河等18个边境地区早在2016年就率先实施了三孩政策。

更关键的是,宏观层面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在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生育政策”的基础上,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后出台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不仅没了“计划生育”这四个字眼,而且首提“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显然,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被中共上升为国家战略,生育政策面临重大调整已成定局,未定的只是时间。

猜想四:建党百年如何再定义“社会主义”

2021年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新华社)

2021年1月6日,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召开中国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负责中共党建和意识形态的常委之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称,“要举全战线之力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宣传教育,生动鲜活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20多天后的2月1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中共党外人士齐聚北京人民大会堂,宣称将高规格庆祝中共建党百年。

大概从2020年年底开始,中国多个地方开始预热庆祝中共建党百年话题。庆祝建党100周年题材也成为中共主管宣传部门扶持的重点,一批主旋律献礼片正在筹备中,诸如《红船:开天辟地》《将星传奇》《邓小平小道》等近十部献礼影片。其中多部预计在7月1日中共建党日上映,政治色彩明显。

在中共的历史脉络中,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两个核心命题之一就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让中国透过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中共从1921年建党至今百年的政治实践,得出的答案是“社会主义”。中共建党百年如何再次给出历史评价以及修订最新的社会主义概念?2021年中国全国两会会否就此提前释放信号?值得关注。

北京观察专栏稿件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