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际间早已形成共识,认为把病毒、疾病与特定地域、个人,甚至是动物相连结,是具有歧视与污名意涵;而美国在拜登(Joseph Biden)上任后也将“武汉病毒”、“中国病毒”视为“政治不正确”时,台湾若干深具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及媒体却仍把“武汉肺炎”讲得理直气壮,仿佛在守护什么神圣的事务与记忆般。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就是这么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苏贞昌拿“香港脚”、经济学有“荷兰病”说法等案例来合理化“武汉肺炎”的称呼。(台湾行政院供图)

苏贞昌日前受访被问及为何至今仍称“武汉肺炎”,是否是在操作“反中”为竞选台湾总统铺路时,他表示讲武汉肺炎是因为疫情起源于武汉,武汉也是第一个封城的地区,目的只是“有利于辨识”,“就像讲英国变种病毒、德国麻疹、日本脑炎和香港脚是同一道理”。苏贞昌甚至还强调,讲武汉肺炎“不涉及任何评价”,要外界“不要有政治操作比较好”。言谈中充分展露其自负且善于诡辩的政治性格。

台湾社会有不少民众把“COVID-19”称为武汉肺炎,且不认为也无意有任何的歧视。而这种对疫病隐喻的集体无意识其来有自。因为“全民抗疫”迄今,人们生活所及,不论是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防疫资讯或疫病描述,就是要如何对抗“武汉肺炎”。

疫情爆发之初,当人们对于在武汉发生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还不知道如何指涉时,讲“武汉肺炎”、“武汉疫情”或还有它的道理在。

不过,当2020年2月世卫组织(WHO)正式向全世界媒体宣布“我们现在这种疾病有名字了,就是‘COVID-19’”,而中文世界也多以“新冠肺炎”简称时,民进党当局却仍坚称武汉肺炎,甚至还“建议”媒体使用武汉肺炎简称。此时,武汉肺炎的命名,就不再可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是意识型态下的产物。

近日某台媒发表社论指,谁要“武汉肺炎”消音,谁就是“媚中”。文中也将疫情肆虐全球的责任指向世卫组织领导层与陆方。图为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美联社)

尽管人们注意到,蔡英文2020年5月的就职讲话中,已不讲“武汉肺炎”;台湾防疫部门自2020年12月初开始,关于新增确诊病例的官方新闻稿也默默的把“武汉肺炎”拿掉,只称“COVID-19”;身为防疫指挥官的陈时中如今也不再讲武汉肺炎,表示疫情已扩散至全世界。然而武汉肺炎,依旧是被民进党当局视作理所当然的“俗称”,将错就错下,也等同把制造污名的责任,彻底甩锅给具民意基础的“约定成俗”。

一般人平时在使用武汉肺炎时,或不会意识到这样称呼背后的政治意涵。不过,有意识的借香港脚、德国麻疹、日本脑炎等类比,来合理化武汉肺炎称呼的“苏贞昌们”,纵使他们对于疫病污名化的历史是表现的蒙昧无知,但“苏贞昌们”绝对不可能不清楚讲武汉肺炎的政治意涵及反中隐喻。他们深知这样的称呼会冒犯到大陆官民的情感,激化两岸矛盾,也明白树立想像的外部敌人,“不顾北京反对”的姿态,可轻易调动台湾民众的反中情绪,成为自身的政治红利。

对“苏贞昌们”而言,讲武汉肺炎确实是“有利于辨识”。至于是辨识什么?无非是利于区分“敌我”、判定“谁是中共同路人”。他们甚至还会不客气地回你一句说:“谁要让武汉肺炎消音,谁就是媚中之辈,在帮中共甩锅卸责。”

蔡英文近日针对国安人士作出人事调整,盼两岸关系能“春暖花开”。(吴逸骅/多维新闻)

“历史学家都知道,在我们了解疾病之前,通常会先把罪怪在别人身上”,以研究犹太人大屠杀著称的杰出历史学者提摩希·D·史奈德(Timothy D. Snyder)在其新作《重病的美国》(Our Malady: Lessons in Liberty from a Hospital Diary )中剖析特朗普(Donald Trump)是如何借称呼“中国病毒”等怪罪他者的方式在掩盖疫情真相时,他也借黑死病、梅毒为例,回顾在不同社会的人们,如何因无知而把疫病与该社会“不被善待”的群体相连结。

而即便科学已搞清楚传染病与特定国家、群体无关后,提摩希·D·史奈德也指出,在种族主义者眼中,以及暴政之下,仍是会有人“曲解科学原意,把某个群体跟病毒连在一起”,好比美国种族主义者把黑人讲成细菌带原者;纳粹把性病、斑疹伤寒、肺结核传染怪罪给犹太人。

“历史从未真正远去”,假如台湾社会未能对于“苏贞昌们”坚称武汉肺炎时的念想及背后的反中隐喻加以省思,保持沉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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